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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信天追梦的商王后裔

发布时间:2020-06-12 01:02:1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至此,宋襄公称霸的闹剧以兵败身死而宣告结束。如何理解宋襄公这个人,以及他的称霸努力?首先,我们要深入了解宋国的特殊之处。宋国始封君微子商朝末代君王商纣的庶兄,德行非常高尚。宋公室是商王室之后,受到周王室优待,特许使用商王室礼乐,与特许使用周王室礼乐的鲁国一起,是各诸侯国观摩王室礼乐的两大“教学基地”。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太子兹父/宋襄公,对于始封君微子启故事和商王室传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宋襄公:信天追梦的商王后裔

  如前所述,姬族、姜族是周朝两个支柱性的族群。西周末年,姬姓周王室被姜姓申国率领缯人、犬戎攻灭,可以理解成是这两个长期联姻合作的族群之间一场崩盘性的“火并”。在这里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前七一二年,郑庄公(姬姓)攻下许国(姜姓)后,对留守许国的郑大夫公孙获说的一番话:“凡是你的器用财货,不要放在许国。我一死,你就赶快离开这里。我的先君武公在这里新建城邑,根基还很不稳固。周王室的地位已经卑微了,我们这些周王室的子孙一天天失去了秩序。那许国,是太岳的后代。上天已经厌弃了周人的德行,我们这些周王室的子孙怎么能跟许国争斗呢?”

  从这番悲观言论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在当时的天下流传着一种带有“天命论”色彩的观点,那就是上天已经厌弃了姬姓周人的德行,将转而眷顾太岳之后的姜姓族人。其后姜姓的齐桓公称霸似乎是坐实了这种“天命论”观点。葵丘之盟时齐桓公企图跨过底线,封禅天地,与周王平起平坐,有可能也是相信此时天命已转移至姜姓头上,而管仲也正是用一套“天命未至”的说辞劝住了齐桓公。然而,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大乱,诸侯纷纷转投楚国,霸业迅速崩解。受齐桓公委托照顾齐太子昭的宋襄公率军攻入齐国,打败了支持其他齐国公子的齐国军队,将太子昭送上君位。

  即位前的宋襄公(时为太子兹父)把国家让给庶兄公子目夷,在当时的中原诸国间应享有美名;即位后,宋国在左师公子目夷的治理之下,政事大治,得到齐桓公格外器重,以太子昭相托付;齐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时,宋襄公又顺利攻入不可一世的霸主齐国,行拥立大事。这一切如有天助,似乎不能只以常理来解释。我认为宋襄公的这些亲身经历在他心中激起了这样一种信念:周王室倾覆、齐国霸业崩溃表明,如今天命已经抛弃姬姓、姜姓这两个建立周朝的支柱族群,而将重新眷顾子姓商王族。作为商王族后裔的他应该接过齐桓公的“霸业接力棒”,谋求成为下一个中原霸主。

  宋国称霸,应该遵循怎样的理念呢?我们知道,齐桓公称霸,其核心理念是“尊王攘夷”,这里的“王”,自然是周王。周朝本来就是姬、姜二族共同的事业,齐桓公尊崇周王自然没什么问题。然而,如果宋襄公认为天命已经抛弃周王室,他又怎能再去尊崇周王呢?我认为,宋襄公是一个对商朝灭亡深感痛惜的有志君主,而他称霸的核心理念应该是顺应天命指向,复兴他所尊崇的商王室传统并重新在天下推行,简言之就是“复古兴商”。泓之战前,大司马公孙固在苦劝宋襄公不要跟楚国交战时说:“上天抛弃商王室已经很久了。君主想复兴它,这是违背天意而不能被赦免的大错!”公孙固的这句谏言,一语道破了宋襄公的称霸理念。

  下面,我们可以从这个假说出发,来重新分析一下宋襄公称霸过程中的三个重要事件,试图重新理解这个被毛泽东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奇葩”国君。

  第一件事,是前六五二年宋桓公病重,召来嫡长子太子兹父(也就是后来的宋襄公)传位,而太子兹父却认为庶兄公子目夷比他年长且有贤德,提出要把君位让给公子目夷。这个提议明显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周代宗法基本原则,所以不出所料,遭到“务实尊周”的公子目夷坚决反对,没有实现。太子兹父当上国君后,仍然重用公子目夷,依靠他将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太子兹父对庶兄公子目夷的高度推崇,很可能是源于他商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如果当年纣王能重用年长且有贤德的庶兄微子启,或者设想得更大胆一点,如果当年是庶长子微子启继承王位,商朝也许根本就不会灭亡,而商王室也不会降格成为宋公室。

  在宋襄公走上称霸道路之前,他与公子目夷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励精图治、振兴宋国。然而,在宋襄公开始谋求迅速称霸之后,宋襄公“复古兴商”的理念和公子目夷“务实尊周”的理念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正面碰撞,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公子目夷针对宋襄公称霸行动一系列毫不留情面的警告。用“爱之深、责之切”来形容公子目夷对弟弟宋襄公的态度,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第二件事,是前六四一年,在首次专门为称霸而组织的宋、曹、邾三国会盟之后,宋襄公指使邾文公在睢水边的神社杀了鄫子祭神,试图以此使东夷归服。如前所述,“务实尊周”的公子目夷对此激烈反对,因为周代人道兴盛,到了春秋时期,用牲畜祭祀早已是不可质疑的正礼,杀人祭祀只会引起诸侯的反感。然而,从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已经知道,杀人祭祀是商王室的常规做法,也许在商人心目中,重大祭礼只有用人献祭才能体现对神灵的诚意。另外,东夷诸国当时也普遍存在用人祭祀或殉葬的习俗。也就是说,宋襄公可能根本就不是从杀人献祭是否残忍这个周人的角度去看问题,而是遵循“复古兴商”理念,企图恢复商王室的人祭传统,向遗留有类似风俗的东夷人宣示商王室的重新降临。

  所以,宋襄公所信仰的道德根本就不是周人所理解的道德,而是商王之德。一方面,这种商王之德有跟周代道德有兼容的部分,这部分被当时和后代的很多人当做“仁义”来称颂或嘲笑;另一方面,这种商王之德与杀人祭祀又是完全兼容的,不虔诚祭祀怎能算是有德商王?

  第三件事,是前六三九年宋襄公请求楚国允许自己称霸、被楚国侮辱之后仍然继续争霸。宋襄公并没有丧失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他非常清楚,以硬实力论,自己绝不是楚国的对手。然而,跟主宰一切的天命相比,硬实力又算得了什么呢?齐国硬实力比楚国更强,还不是霸业崩溃、要依靠自己率领诸侯来平定内乱吗?宋襄公的逻辑是这样的:楚成王会在硬实力远强于自己的情况下答应自己的称霸请求,是因为天命感化了楚成王,让他服从自己;而楚成王押着自己攻打宋国,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上天在考验自己的天命信仰是否坚定。很明显,宋襄公已经进入了一种无论成败都能自我强化的非理性信仰思维模式,务实的劝谏和现实的失败都是无法使其清醒的,所以公子目夷会说“诸侯们的行动还不足以惩戒君主”。所以,宋襄公的问题不是“愚蠢”(智商有问题),而是“痴狂”(信仰不靠谱)。

  第四件事,就是前六三八年泓之战时,宋襄公两次放弃了攻击楚人的战机,等到楚人渡过泓水、排好阵势后再交战,从而招致惨败(参见页133)。战后宋襄公和公子目夷的对话,可能又是一次“复古兴商”和“务实尊周”之间的“鸡同鸭讲”。宋襄公小时候从师、傅那里学到的商代军礼,很可能是商朝遗民对于前朝制度一种理想化、美化的叙述。而他决定在泓之战中所做的,就是要遵循“复古性商”理念,企图恢复这种他所崇尚的“古代”战法,将其应用于实战。而公子目夷所论述的,正是在古典军礼逐渐崩溃背景下日渐成形的、以杀敌制胜为核心的春秋军礼。春秋军礼的精髓,在《左传·宣公二年》讲得很清楚:“军事,发扬‘果’和‘毅’的精神以服从命令是军礼的原则。杀敌是‘果’,达到‘果’是‘毅’。”

  总而言之,宋襄公在成功拥立齐孝公之后,就坚信天命重新眷顾商王族,要顺应天命谋求称霸、重振商王室雄风,并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全然不顾宋国的实力和春秋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强行推进以“复古兴商”为核心理念的称霸事业。正是由于坚信天命,所以对他而言,称霸路上获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天命眷顾商王族的见证,而每一次挫折都是上天对他信仰坚定性的考验。正是由于以“复古兴商”为己任,所以身为嫡长子将君位让给庶兄不算违礼,杀人献祭不算残忍,用古法作战不算迂腐,所有这些在“务实尊周”之人看来都十分荒唐疯狂的思想和行动,在宋襄公看来都是自洽的、合理的、顺乎天命的。如果说宋襄公有病的话,他的病不是“时而仁爱、时而凶残”的精神分裂症,而是坚信“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信仰狂热症。历史阴错阳差地让这位本来可以成为模范诸侯的商王后裔做起了一场“复兴商朝”的春秋大梦,而他也为这梦想拼尽了全力,至死不渝。

  前六三八年末,当鲁卿臧文仲得知宋襄公要在来年春天会合诸侯、强行谋求称霸时,他评论了这么一句:“调整自己的欲望顺从他人,就可以成功;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欲望,很少能成功。”这句话的前半句说的其实就是齐桓公的成功经验,因为他的称霸欲望满足了中原诸侯对于“尊王”“攘夷”“平乱”“救患”的需求;后半句说的其实就是宋襄公的失败教训,因为他试图强迫国人和其他诸侯去满足自己“复古兴商”的称霸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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