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故事 > 清朝历史 > 马关谈判:一场一波三折的谈判-马关条约

马关谈判:一场一波三折的谈判-马关条约

发布时间:2020-05-01 23:46:1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了100多人的代表团到日本去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谈判。这是一次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谈判,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

u=3484114741,873101333&fm=26&gp=0.jpg

  李鸿章的代表团很庞大,总共有130多人,身份最高的随员李经方是他的儿子。后来,他在李鸿章被刺伤之后作为临时代表,替李鸿章签字、接受文件。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科士达。科士达原来是美国的国务卿,是法律专家,他此次是作为首席法律顾问和外交顾问出席的。科士达在这次谈判当中,为清政府作出的贡献其实也很大。过去很多研究者认为,科士达可能在某方面更倾向于认同日本。原因在于,他有时候劝清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这个“劝”我们究竟怎么来理解?不同的人对科士达在这次谈判当中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理解都摆出来。如果我们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理解,可能是科士达觉得李鸿章刚刚从农业文明走出来,对西方的这种近代交往规则不太理解,于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阴谋论的角度去理解,那可能是帮助日本代表给中国施压。

  除上述两人外,还有几位重要的随员,可能各位读者也都听说过,像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徐寿朋、于式枚都是当时很有地位的文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李鸿章的文件。罗丰禄是与严复一起的第一拨留学英国的海军。第一拨留学英国的海军其实出了很多人才,当时这一拨留学生到英国去,不仅是研究海军的发展、海军的技术,像严复后来从事的就是翻译和教育。罗丰禄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基本上一直跟在李鸿章身边,是李鸿章幕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李鸿章很早就通晓西方的经济学术语,他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经济学方面最前沿的知识,而且不仅能够消化,还能利用。那么他的这些知识是从哪儿来的?最近的资料表明,是罗丰禄提供的。罗丰禄和西方人已经是同一种思维形态了。因为近代以来留学最成功的就是幼童。幼童留学能达到他的留学国的水准,思维与该国人处于同一种状态。近代以来留学成功的,一个是留学美国的幼童,还有就是严复、罗丰禄这一拨到英国去的。他们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再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反馈给中国,这和后来胡适这一拨成年人出去留学完全不一样。

  日本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都是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日本政治家,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他们和世界各个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远非当时的清朝所能比,也不是李鸿章所能想象的。他们和西方的外交界、政治家的关系,也是李鸿章这一代人所不能达到的。李鸿章是中国高官当中第一个出国的,尽管是到日本去谈战后的安排。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在这之前根本不把外国当回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之前清朝不觉得到外国去考察是重要的。李鸿章这一次去日本其实也不是考察,仅仅是和日本的外交官、政治家进行了一般的接触,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还是对后来中国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鸿章当然希望3月19日就正式开始谈判,第一次谈判是礼仪性的谈判,双方进行一些礼节性的安排,主要是寒暄、聊天。

  第一天的聊天当然也没有聊什么非常实质性的内容,因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已经很熟悉了。十年前他们在天津逗留了很长时间,给彼此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没有什么大的历史隐患。这一次他们见面之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之间的朋友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因此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聊了很多。

  在聊天的时候,李鸿章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清朝战败,但以个人的身份表达了对大清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没有像日本一样进行政治改革,而错过实质性进步和发展的惋惜。如果我们不清楚此前的背景的话,肯定就搞不清楚李鸿章为什么这么讲。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李鸿章都不认为日本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一直坚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更不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李鸿章坚定地认为中国的路是对的。1871年日本人就跟李鸿章讲:中堂你们这样做可能不行,教育不发展,社会不解放,军队不改革,一味守住坚船利炮,这样没法真正强大起来。那时候中日之间是友好的,是日本来求中国建交。李鸿章怎么说呢?他讲小国怎么能懂大国。

  1885年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的时候,在聊天、喝酒的时候,伊藤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中堂,你们应该考虑一下国家的发展模式了。你看,到1885年的时候,清朝所有的企业都还是国家的。”

  十年过去了,甲午战争大清打得非常艰难,经费从哪儿筹措都不知道。原来牛烘烘地讲中国的增长很快,实力很强,但是等战争一开打,要买枪炮子弹了,才发现政府掏不出钱来。没钱怎么办?中央财政说,不是一直说两江有钱吗?而且你的企业发展最好,金陵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利润都很高,应该借点钱给中央买枪炮。两江哪有钱啊!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国际金融界、国际实业采取中立政策。也就是说日本贷不到世界银行的钱,中国更拿不到别人的钱。中国自己的企业要保留资金,怎么可能支持这种战争?这次的战争真是给清政府上了一课。

  李鸿章感慨,就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没有能够像日本那样进行政治改革、变更体制,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慨。而这个认知对两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变革至关重要。在1898年政治变革之前,高官中只有李鸿章一人有海外观察经验。他经历的两次重要的观察:一次是到日本去谈判,另外就是第二年的欧美之行。

  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突然提出一个要求——日本人感觉到李鸿章是临时起意的,但中国方面其实是早有预案的。李鸿章讲:“伊藤君,我们是不是先宣布一下停战?”这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因为当时的战争格局,是日本的军队处在一个进攻的态势,中国的军队一溃千里,从朝鲜溃到国内,北洋舰队差不多已经全军覆没了。也就是说中国处于颓势,而日本则处在一个进攻的态势,所以李鸿章讲,既然你同意谈判,咱们就应该先停战。伊藤博文这时候没有办法立刻答复李鸿章,于是说:“明天我给你一个答复。”第一次的谈判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李鸿章他们几个人就从船上下来正式登陆。刚到日本时,李鸿章其实是不想上岸的,毕竟是作为战败方,他不愿踏上日本的领土。后来日本方面以及中国的随员觉得,70多岁的老人,谈判究竟谈多少天还不知道,如果每天吃住都在船上,船又晃得厉害,要是出了问题就麻烦了。最后在他们的反复劝说下,李鸿章就同意了移到岸上,住到给他安排的一个官邸里边去了。第二天下午,会谈就正式开始了。

  其实第二次谈判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多,因为这次谈判算是正式谈判的第一次,整个谈判序列中的第二次。这次谈判一开始,伊藤博文就对昨天李鸿章提出的停战要求,作出了明确的答复。伊藤博文讲:“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可以答应清朝停战的要求,但是有一个条件,清朝方面要把大沽口、天津和山海关三个地方交给我方。另外,在停战期间,驻军的全部费用要由中国方面承担。”

  李鸿章一听到伊藤博文提出这样一个提议,顿时就火了。李鸿章说:“你们太没道理了,这三个地方日军现在还没有占领,就让我们把它们交给你,凭什么?”另外李鸿章讲:“从1870年到现在,我已经当了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我这次只是因为要谈判,才让别人先暂时管着。我要是答应了你们的要求,那我怎么和直隶的老百姓交代?难道要我和百姓们说,你们总督我把这三个地方移交给日本作抵押了?”李鸿章不同意把这三个地方交给日本。但是日本讲:“你不交出这三个地方,我们肯定没法宣布停战。”这个时候李鸿章说:“天津怎么办?”天津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衙门所在地,更关键的是天津是个通商口岸。天津到1895年的时候已经成为北方大港、国际上最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个地方有很多外国的企业,利益纠缠。

  伊藤这个时候说:“在把这三个地方(大沽口、天津和山海关)移交给日本之前,你们要把清朝的军队和衙门都撤走。至于天津通商口岸的事情,很简单,当然应该交给日本来管理。”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反复地拉锯、驳难,到最后双方都不让步。李鸿章最后就很不高兴地说:“中日两国是兄弟之邦,你们开出这样的停战条件,未免欺人太甚。这三个地方都是属于直隶的地盘,你们这样做让我一个老人很没面子。”李鸿章在后来的谈判当中,几次都试图倚老卖老,以获得日本的同情,但是日本根本不买账。后来李经方讲:“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谈停战的事情,直接开始议和。”但这一次好像又超出了日本的预案。日本这时候还没法作出决定。后来我们研究,日本迟迟不愿意把自己的所有要求迅速交给中方,是担心中国方面把这东西向国际社会公布。一旦国际社会看到日本的要价这么高,也许会抵制日本。日本在这次战争以及后续谈判的过程中,它不怕中国,看重的是国际社会的眼色。

  我们要注意到,日本的目标不是征服亚洲。很多研究者觉得日本的目标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其实这是不对的。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明治维新之后,它定的战略目标是让西方强国承认它是大国。大国的定义不是说你体量大,而是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在做很多事情时,它不在乎中国的眼色,在乎的是西方这些国家怎么来看它。如果我们当时的政治家能利用好这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上面得很多分。国际社会看到日本哪一点做得不好,就会抑制日本。西方国家是用文明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日本,日本所顾忌的正是违反这种西方国家的规则,因为它要跻身西方大国俱乐部里边去,中国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么一个思路。第二次谈判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第二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当天就通过电报把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朝廷。光绪皇帝知道日本的意见后,非常生气,觉得日本的条件太苛刻。总理衙门于是迅速由兵部尚书孙毓汶拟了一个电稿,同意李鸿章、李经方的预案建议,就是如果日本答应停战的条件这么苛刻,那就不停战了,直接谈。这个电报打过去之后,日本在中国口岸的间谍就将之破译了。日本把这封电报扣留了差不多18小时才交给李鸿章。那么在这18小时中,日本就加紧了对台湾、澎湖列岛的进攻,为下面迫使清朝割让台湾作准备。

  3月24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春帆楼进行第三次会谈。这一次会谈,李鸿章根据北京的指示,在谈判一开始就宣布:我们不谈停战了,我们就专门来谈议和;你们把所有的条件一次全开出来,我们看哪个能同意,哪个不能同意。伊藤见直接进入了议和流程,就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但还是要拖一下,说:“明天上午交给你。”之后就又进入了闲聊的状态。可以看到日本迟迟不愿意拿出全部的要求。此前,美国公使通过各种渠道想打探日本的要价究竟是什么,但都没搞清楚。

  第三次会谈的当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谈判结束之后,李鸿章在回驻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日本浪人。这个日本浪人叫小山六之助,也叫小山丰太郎。这个26岁的日本小伙子,开枪打中李鸿章,子弹射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幸好没有致死。

  李鸿章在日本被浪人枪击的事件改变了谈判的格局。他受伤之后,日本担心李鸿章拍拍屁股回国治伤,一旦如此,就把日本置于不义之地了:第一,日本在战场上不可能再进攻;第二,国际社会一定会严厉谴责日本,日本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当天晚上日本天皇、皇后、日本朝野各界都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慰问李鸿章。日本的天皇和皇后专门派自己的御医去给李鸿章治疗。李鸿章在当天晚上和他的幕僚团队会商的时候,有没有提出停止谈判回国?当然有了。但最后还是听取了美国顾问科士达的分析,他说:“如果这样干的话,一个是这场战争会拖下去;其次,日本和国际社会反过来会觉得中国的外交人员不成熟,在耍小孩子脾气。”

  另外,日本的医疗条件应该说还是比当时的中国要好一些,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谈判都应该进行下去,不应该借这个理由就把谈判终止。就这样,日本方面得以在李鸿章受伤之后继续谈判。第二天,日本政府就主动放弃之前的要求,宣布开始停战谈判。之前李鸿章苦苦哀求,也没有达成的停战谈判,因为中了一枪,把这事解决了。

  3月30日,日本政府和李鸿章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宣布日本承诺停战三个星期,也就在这三个星期,中国方面要完成一些议和的项目。当然,停战协议里不包括日本停止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进军,但对中国大陆的辽东、山东半岛的进军停止了,也不再要求清朝方面把山海关、天津和大沽口交给日本。

  4月1日,中日举行了第四次谈判。清朝方面紧急任命李经方为首席代表。陆奥宗光就和李经方谈,将日本方面的书面要求全部交给了清朝。第一条,要求清朝明确承认朝鲜独立;第二条,割让奉天南部和台湾、澎湖列岛;第三条,赔偿日本的军费;第四条,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将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等七个地方向日本开放;第五条,降低日本人进入中国的各个子口税[3];第六条,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地从事制造业,可以办厂。根据这一篮子要求,后来就签订了所谓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在日本的后续谈判中,主要就是围绕着日本的要求在谈。朝鲜问题没什么可谈的,清朝方面也有预案;割让土地,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谈的,台湾、澎湖列岛最后还是割让了,奉天南部,也就是我们讲的辽东半岛,后来日本方面也没有让步。

  至于缔结新的通商条约,在1896年、1897年都有后续谈判,等于是中日之间的商业谈判,后来基本上也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李鸿章在这次谈判当中很恐慌,因为如果这样搞的话,中国的经济会破产。但是伊藤讲:“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清朝一定要同意开放口岸,允许日本的企业到中国来自由办厂。”甲午战争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关键就在这一条。这一条就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内部发生的,而是从外部发生的。日本通过这个条约要求中国同意日本的企业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在一个特殊的区域中自由办厂,这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原来严格管制金融的经济模式。这样,日本的企业就能够在这些通商口岸中自由办厂、自由投资、自由汇出。日本的条件被清政府接受之后,李鸿章再退一步说:“中国同意你们的要求,但你是不是别告诉其他国家?”伊藤笑而不答。我们今天去看,这笑而不答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的要求也是列强的要求。列强在过去几十年和中国打交道当中,最讨厌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式的,而是国家管制的。

  外国资本主义以一种非常强势的姿态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进行投资,那么中国资本怎么办?我们今天讲,这是外国资本享受国民待遇,其实说得不准确。不是外国资本享受国民待遇——因为清朝当时的国民待遇本身就很低,没有达到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要达到与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方同等的待遇。它使得中国的企业、私人资本,也必须享受自由资本主义的规则。中国的民族资本迅速因为外国企业而获得,所以我们讲,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是被外部力量倒逼出来的。

  第四次谈判涉及的是非常实质性的内容,后面还谈了许多其他的条件,没办法,最后以李鸿章为首的外交团队也只能接受了。李鸿章当天就把日本的条件用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我们过去批判李鸿章卖国,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李鸿章在谈判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没有擅自做主的空间和可能。他把这些日本的条件全部通过电报发到北京。北京那边拿到电报之后,军机处、皇上、太后、总理衙门就对其进行了很仔细的研究。

  李鸿章当时在电报当中,不仅把日本的要求发过去,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关于朝鲜问题,对日本的要求不要再迟疑;关于割让土地问题,奉天南部不能割让;关于赔款,争取把日本要求的3亿两减少一些。之后,李鸿章把日本的要求从3亿两减为2亿两,这是他在整个谈判中所达成的最大贡献,其他的条件基本上都没有动。至于通商的权利,李鸿章认为日本提出的自由投资的要求,可能会妨碍中国的国计民生,建议缓议。以上这些就是李鸿章给朝廷的建议。

  过了几天之后,北京方面给了李鸿章一个指示,割地能避免就避免,最多南边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北方再割让一个辽东半岛。另外赔款方面,清政府的心理底线是赔1亿两。

  这个指示很快被发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在4月9日就拿着朝廷发来的指示给了日本方面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提出了两个重大修正:一个是土地只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另外赔款就定在1万万两,其他没有争议。就通商问题,李鸿章认为反正这个条约里边只是讲个原则,具体谈判起来非常复杂,修正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先不谈。

  4月9日,这一修正案被交给了日本方面。第二天,也就是4月10日下午,中日举行了第五次谈判。这是李鸿章出面和伊藤博文进行的第四次谈判。在这次谈判当中,伊藤博文对中国的修正案作了答复。日本的答复是:首先,赔款2亿两,少一分都不行;另外,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

  日本方面还反复表示,这是日本最后的条件,没有再讨论的空间了。这次谈判之后,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哀求仍然不予理睬。到这里,其实谈判就等于完全结束了。李鸿章最后还要挣扎一下,他讲:“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再减5000万两!”我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心里面十分难受。但伊藤讲:“能减的我都减了,现在一分都不能减。”

  4月15日的第五次谈判到这儿就结束了。其实朝廷已经有指示,能争一分是一分,如果实在不能争的话,就签字。因为清政府在这时候也深刻地感觉到拖不起,战争是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国家也会处于紧张状态。所以4月17日的上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再次在马关春帆楼相会,他们以各自国家的总理大臣、全权大臣的身份,签了这份后来被叫作《马关条约》的协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猜你喜欢
相关内容推荐
清朝历史最新文章
精华推荐
热门图文
点击排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