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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什么不同

发布时间:2020-05-01 00:40:4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宋朝皇帝受到的制约,也体现在圣旨的格式上。我们来看看宋朝的圣旨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出台的。

  从圣旨的文书格式来看,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不少编写古装电视剧的编剧朋友不了解这些差异,往往会将唐宋时期的圣旨写成明清圣旨的格式。那么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的文本格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017年2月,有媒体报道,浙江绍兴市的草塔镇某村庄发现了一份“唐朝圣旨”,是唐代宗李豫于广德三年(765)颁给河中节度使郭子仪的告身。告身,就是皇帝颁发的任命状。据说那个小村庄有多户人家姓郭,自称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郭家人一直保留着这份“唐朝圣旨”,作为传家宝。2017年农历正月初三取出来祭拜先祖时,被前来考察的人发现,这才有了“绍兴小村惊现唐代圣旨”的新闻。

宋朝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什么不同

  从新闻配发的“圣旨”图片来看,这份“圣旨”的文字大意是说,因为郭子仪平定叛乱、政绩卓著,皇帝赐封郭子仪为河中节度使。“圣旨”的开头,有八个字:“奉天承运皇帝制宝。”

  十多年前,浙江的武义县也发现了一份宋代的圣旨,是南宋末宋度宗授予马光祖为“参知政事兼管文殿学士”的告身。“圣旨”的开头也是八个字:“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落款是“宋咸淳二年八月十五日”,并加盖“敕命之宝”的印章。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两份所谓的唐朝“圣旨”与宋朝“圣旨”,都是后人伪造的。因为唐宋圣旨的文书格式不是这个样子的。唐宋圣旨的开头通常是两个字“门下”,或者一个字“敕”。到了明代,才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作为圣旨的开头语。

  唐宋圣旨的落款,也不是盖一个“敕命之宝”的皇帝宝印,而是一大串签名,从宰相、副宰相,到中书舍人、给事中,再到接受这份圣旨的尚书省官员、制作圣旨的工作人员等,大家都要签名。到了明清时候,这一大串签名就不见了,只盖一个皇帝的宝印。

宋朝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什么不同

  这种圣旨格式的差异反映了什么?不仅是官方文书形式的改变,更是皇帝圣旨出台程序的变迁。宋代圣旨常用的开头语“门下”,是指宰相机构——门下省,表示这道圣旨是经由宰相机构颁发的;而明清圣旨的开头语变成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则意味着圣旨是皇帝直接下发的。

  这是因为,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之后,皇帝直接指挥政府,成了政府的首脑,代表皇帝命令的圣旨,当然也是由皇帝直接颁发。而在宋代,皇帝只是国家元首,并非政府首脑,政府首脑是宰相。一般情况下,皇帝并不能直接指挥政府,而是由宰相来指挥。皇帝的圣旨,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但在程序上,必须经由宰相机构颁发。绕过宰相机构直接发布的圣旨,通常会被认为不合法。

  宋朝的圣旨,不但必须由宰相机构颁发,而且,从起草到生效,通常都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程序。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宋朝时一道圣旨的出台流程。所有的圣旨,当然都是以君主的名义发布,君主有权力直接授意拟旨,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宰相机构先将意见写成札子,进呈皇帝,获得认可,再授意起草圣旨。

  负责起草圣旨的人,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元丰改制前则是知制诰起草圣旨,并不是说皇帝指定哪一个亲信太监,就可以让他起草圣旨。中书舍人的职责有二,一为“制词”,即根据皇帝的旨意起草圣旨。宋朝人将皇帝的旨意称为“词头”。中书舍人有一项特权:如果他觉得“词头”不合法度,无论这词头出自皇帝本人的意思,还是宰相进呈的意思,他都可以拒绝草诏,这叫作“封还词头”,是宋朝法律明确赋予中书舍人的权利。

  中书舍人若“封还词头”,而皇帝又固执地非要下诏不可,那么可以由次舍人草诏,但次舍人同样可以“封还词头”。理论上,只要中书舍人达成“拒不草诏”的一致意见,便可以将一道不适宜的圣旨书“扼杀于萌芽状态”。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参知政事王安石欲将自己的亲信、新法的支持者李定破格提拔为御史,皇帝也同意了。但李定这个人人品很坏,声名不好,知制诰宋敏求即拒绝起草任命李定的诏书,封还词头,并于三天后辞职,接替他的另外两名知制诰苏颂、李大临,也以“爱惜朝廷之法制”为由,再次封还词头。为让李定顺利通过任命,神宗与王安石免去苏颂与李大临之职,任命听话的人当知制诰,这才总算将李定弄进中央政府当了御史。

  如果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认为词头并无什么失当,或者他懒得多事,总之将诏书起草好了,也写得很漂亮,便可以进呈皇帝认可,然后抄在黄纸上行下,叫作“录黄”。但这不代表圣旨就一定可以颁发下去,它还要经中书舍人“宣行”,这就涉及宋代中书舍人的另一项职权——宣行圣旨。

  如果宣行的中书舍人认为圣旨不当,他有权拒绝在录黄上签名,不宣行,实际上就是驳回圣旨。如果负责宣行的中书舍人并无异议,便可签名表示通过,即完成宣行的程序,这叫作“书行”,再发至门下省审核。

  负责审核录黄的门下省机构是给事中(元丰改制前为“封驳司”)。给事中如果认为圣旨不当,也有权力封驳。宋代给事中封驳圣旨的权力也是法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南宋初,有个叫作王继先的御医,因为治好了高宗之病,高宗想封他为“武功大夫”,圣旨下达,被一位叫富直柔的给事中封驳回去,因为这种破例的人事任命不合宋代的“伎术官法”。高宗说:“这是特例,让给事中放行吧。”但富直柔不屈不挠,再次封驳。最后高宗不得不屈服,收回成命。

  给事中如对录黄没啥意见,便签署下自己名字,表示审核通过,这叫作“书读”。给事中若未“书读”,门下省长官(宰相)先签名,则为“违制”。显然,中书舍人不“书行”,给事中不“书读”,都对皇帝的圣旨构成了合法的封驳。

  一道诏书经过中书舍人“制词”“书行”,以及给事中的“书读”三道关卡之后,如果都没有发现问题,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圣旨,交给宰相机构的分支——尚书省执行了。但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作为正式政令的圣旨,必须有宰相副署。宰相如果不副署,圣旨也无法生效。有了宰相的副署,圣旨才能够生效。

  那些同意这道圣旨生效、颁发的人,从中书舍人、给事中,到三省的长官,即宰相,都需要在圣旨上签名。所以,我们在宋朝传下来的圣旨中,可以看到一长串签名。签名既代表权力,更代表责任。将来若是发现这道圣旨是错误的政令,那么所有在圣旨上签名的人,都需要问责。

  圣旨生效、实行之后,如果发现诏书有失当之处,该怎么办呢?还有最后一道关卡——台谏。台谏拥有论列政令得失、审查诏书乃至追改诏书的法定权力。前面我们提到宋神宗要封李定为御史,却受到知制诰一而再,再而三封还词头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有尾声:宋神宗与王安石通过更换知制诰的办法,如愿以偿地将李定任命为御史,但是,其他御史官不久又以李定没有为母亲“丁忧”为理由,展开对李定的弹劾,最后迫使李定狼狈辞职。

  了解了宋朝圣旨的出台流程,我们会知道,在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古装电视剧里,皇帝喊一声“拟旨”,马上就可以发布一道圣旨的镜头,这不过是编剧自以为是的想象而已。

  当然,宋朝皇帝有时候也会绕过中书舍人草诏、给事中审核等法定程序,也不用宰相副署,直接下诏,这叫作“手诏”“内降”“内批”。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不鲜见。但这类私旨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合法性,政府也可以拒不执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政治正常时期,宋朝的君权是受到多重制度性制约的,皇帝不大可能“有权就是任性”。

  但这么周密的圣旨出台程序,到了明清时期便找不到了,明代废除了宰相制度,宰相副署圣旨的机制也就不复存在。不过明朝的内阁学士在草拟圣旨时,还可以封还词头,六科给事中在审核圣旨时,也可以封驳。而在清代,封还词头与封驳圣旨的做法基本都消失了,理论上,清代皇帝随随便便就可以下一道圣旨。

  这种情况体现在圣旨的文书格式上,就是圣旨的开头出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常用语,圣旨的结尾不见了一串签名,换成了皇帝的宝印。这其实也是皇权得到强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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