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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与“七科谪”——什么职业会成为秦皇汉武的打击对象

发布时间:2020-04-28 23:47:3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我们知道,朝开了大一统的模式。大一统的模式下,有一种政治理念,叫作“兼覆无遗”。国家为了捍卫公权力,要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全面的压制和管控,以实现步调一致。为了构建秦汉的这种“兼覆无遗”的政治理念,曾经有四位思想家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分别是:商鞅、荀子以及荀子的两个学生——理论家韩非和政治实践家李斯。我们可以说,秦汉的政治框架,从最终的理念上都强调“兼覆无遗”。兼覆无遗就是国家权力要全方位地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荀子在他的作品《王制篇》开篇就表达了这个主张。荀子说,对于“奸言、奸说、奸事、奸能”——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学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物、能力,以及不服从法律管理的人——如果他们听从国家的教诲,那么国家就教育他们;如果不听从,国家就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和国家总是唱反调,那么国家就要消灭他们。所谓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盖子一样,要把整个社会盖起来,这就是荀子提出的观点,叫“兼覆无遗”。

  换句话说,所谓的“兼覆无遗”,就是让你茫茫四海无路可逃。秦汉时代的中国,尤其是秦代,强调“国无异俗”,也就是说国家要一元化地治理。商鞅在他的《商君书·刑赏》中提出,一个好的国家,它的赏赐原则要统一,它的惩罚原则要统一,甚至连它的教育原则也要统一。他解释说,你的赏赐原则统一了,你的军队就所向披靡;你的刑罚原则统一了,你就能够令行禁止;你的教育原则统一了,你的国家里才能步调一致。

  我们知道商鞅的这种观点,最后给他自己下了一个巨大的套。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他把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因而得罪了太子。等到秦孝公死后,太子上位,商鞅不得不逃亡。可是当商鞅逃亡到秦国边境的关口的时候,半夜里他要出关,而守关的士兵对商鞅说:“商君定下了法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出关。”商鞅十分感慨:“正是我定下了这样严明的法令,最终让我自己也无路可逃。”

  秦汉的这种严刑苛法的治理,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出一种反智的倾向。什么是反智?反智就是对知识的憎恨、对知识的怀疑,认为知识和由知识所带来的智信,对人有害无益,对社会管理有害无益。所以无论是韩非,还是韩非所秉承的老子学说,都对知识和人的智慧采取一种蔑视和反对的态度。韩非在《韩非子》一书里,引用老子的话说,一个好的社会治理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也就是说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肚子吃得饱饱的;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志向,只听从国家的安排,但是他们的体格要非常强壮。

  如何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虚心、实腹、弱志、强骨”?秦设想了一种政教合一、万众一心的未来社会的远景。《商君书》在《算地》篇里就提出,秦的老百姓没有事的时候不要读书,尤其不要与外国的知识分子交通。而且商君把社会上动用《诗》《书》和其他文化资源,蛊惑老百姓,让老百姓对国家的法令予以议论、予以非议的人,叫作“六虱”——就是六种虱子,有的人把它说成“六蝎”——就是六种蝎子,这些都是试图利用文化资源,利用其他资源,动摇政治基础的群类。对于这些群类,商鞅认为要用武力予以镇压。

  同时,国家通过垄断所有的渠道,达到举国自下而上步调一致、令行禁止的效果。这并不只是单纯的理想,秦汉的帝国,尤其是秦帝国,也切切实实做到了。秦帝国治下的老百姓,个个没有什么独特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好好种田,一个是好好为国家打仗。通过种田获得财产,通过打仗获得社会地位。所以在战国时候,秦国的士兵无不以一当十,无不斗勇成狠。当时东方六国人把秦国的士兵称为“虎狼”。

  那么这样一支“虎狼之师”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秦帝国为了塑造这群虎狼,他们要精准地打击社会上的其他对象。比如说韩非子就在自己的文章《五蠹》篇当中提出有五种人,要着力打击。第一种人是学者,也就是儒生。因为学者会引用《诗》《书》等古代经典来非议政治、来议论政治。第二种人是言谈者,就是我们说的纵横家。他们会游说君王,他们会互相串联,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第三种人叫带剑者,这指的是游侠,他们会凭借武力,除暴安良,武断乡曲。当政府无法管的事情由这些游侠来管,任由他们私下里复仇、报复的时候,国家的公权力就被游侠侵害了。第四种人叫患御者。用今天的话说,叫掮客,他们在不同需求的人——有人需求富贵,有人需求财产,有人需求政治地位——之间拉皮条,让他们相互交易,获得满足,这是所谓的患御者。第五种,韩非认为是所谓的工商之民。所谓的工,是指从事生产的人;所谓的商,是指从事贸易和流通的人。韩非认为工商之民,他们有强大的经济资本,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本,调动很多的社会资源,最终可以妨害官府的行政。韩非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称为“五蠹”。

  而这五蠹之中,除了学者和带剑者,也就是儒家和游侠,要重点打击之外,韩非子认为,还要重点打击的是商人。秦和汉都有所谓的“七科谪”。什么叫七科谪呢?就是每当国家遇到挖河、修长城、移民、修建陵墓之类大的徭役工程的时候,要首先征发七种人来为国家服务。哪七种人呢?第一种人是所谓的赃吏,就是你替国家服务,可是你贪赃枉法的。第二种人叫逋亡人,就是犯了罪逃跑的。第三种人叫赘婿,就是自己已经穷得养活不了自己,要倒插门到别人家里的人,国家说你这种人国家把你养起来,你要替国家服徭役。从第四种人开始,就是本人有市籍的,然后父母有市籍的,以及祖父母有市籍的,你就属于国家“优先”,这个优先是打引号的,就是国家要先征发你来服徭役。以上是六种。加上最后一种叫闾左之民,就是穷人。合起来一共是七种人。

  这七种人当中我们会发现,秦汉帝国既打击穷人(就是那些贫穷到无法自谋生路的人),又打击商人。为什么?因为秦汉帝国认为,商人可以利用资本来撬动社会。所以,秦汉“七科谪”的结果,是把所有人都固定在了土地上,成为农民,成为国家的兵源,成为为国家缴纳税赋的稳定的财政提供者。

  秦汉时代的知识界对于专制的皇权具有普遍的压力感。所以我经常在课上对同学们说,如果你们想要穿越,一定要看好时代,不要轻易穿越,万一穿越到了秦代和汉代,或许你就成了“五蠹”,或许你就被“七科谪”了。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大一统,因为一人专制,而对政治有普遍的压力感,这是一种全面的感受。《战国策》上记载,齐宣王见到一个叫颜斶的大臣,齐宣王对颜斶说:“你到我跟前来。”而颜斶也对齐宣王说:“王,你到我面前来。”这是战国时代的知识人,是自由时代的写照。君主和知识人是平等的关系,知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向君主叫板。可是当秦汉大帝国时代到来的时候,又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敢向秦始皇、汉武帝叫板呢?有的只是东方朔这样的,通过插科打诨的形式,婉转地向君王提一提建议而已。汉代楚辞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的军功集团都是楚人,另一方面是因为《离骚》当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恨心态凸显出来。人们对专制皇权,对知识人被戕害,对独立的人格被扭曲,发自内心地表示怨恨和憎恶。

  《晋书·庾峻传》这样描绘秦朝,它说“秦塞斯路,利出一官”,秦把人们上升的路途全部堵起来了,人要想获得认可,要想实现自我,只有和国家、政府、皇帝合作,得到皇权的认可;“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在民间有名声,可是得不到国家认可的人,商鞅说这就是六种蝎子,韩非说这就是五种蛀虫。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韩非到底算不算是五蠹呢?他自己算不算是言谈者,算不算是学者呢?各位,在专制皇权之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韩非同样被专制皇权碾得粉碎。他和他的同学李斯都死于秦的强权。所以秦汉帝国对于社会阶层的全面压制,导致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体制当中幸免,即使是提出“五蠹”的韩非,最终也难逃“五蠹”之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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