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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与匈奴的战术区别及社会背景

发布时间:2020-04-21 00:06:2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战国末到西汉初是中原骑兵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中原骑兵照搬了游牧族的“骑射”战术,同时结合中原以步兵为主力的特点,由骑兵承担侦察、警戒、破袭软目标等辅助性任务,形成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格局。但在西汉对匈奴的远征中,汉军步兵难以派上用场,只能以骑兵为主力。为对抗骑射技术高超的匈奴骑兵,汉军骑兵开始尝试进行冲击作战,由此开始了骑兵战术的重大转型。

汉军与匈奴的战术区别及社会背景

  常彧已注意到,汉代画像石中有冲击、骑射两种职能的骑兵并存,他结合西方战史研究了两种骑兵的特点。

  从战国到汉初的战争主体都是中原政权,作战双方的兵种、战术手段、作战思想、后勤保障和战争动员形式都基本相同。本书将这种战争统称为“同态战争”,此时“同态战争”的基本特点是:

  (一)兵种战术方面:以步兵为主力、车骑兵为辅助。

  (二)后勤与动员方面:在后方向编户农民征收粮赋,转运到前线维持战争。

  (三)作战思想方面:彻底消灭敌方兵力、统帅及政权,占有其土地和民众。

  《六韬》全书反映的正是这种同态战争模式。西汉建立后,中原地区实现了统一与和平,这种“同态战争”趋于消失。但几乎同时,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王朝时蒙恬北征占领河南地(河套地区),导致当时的匈奴族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后又乘秦末战乱、边防内敛之机南迁到河套内。其时正当刘邦项羽战争方酣,中原无暇北顾,头曼之子冒顿杀父夺权,四出征伐,迅速控制了从辽东绵延到河西、西域的广大地域,中原周边的游牧族、半游牧族如东胡、林胡、楼烦、白羊、西戎等都融汇到匈奴人当中,个别民族如大月氏、乌孙则被迫迁徙远遁。这是中国北方草原的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族王朝,几乎与刘邦汉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与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识以战争为开端。汉朝的开创者们能参照的,还是战国末期、秦王朝对游牧族攘外开边、分而治之的局面;冒顿单于靠骑射吞并诸多游牧族之后,也在想用同样的方式占领汉地。

  双方间首次大战由韩王信叛汉投靠匈奴引发。首先,匈奴骑兵在晋阳城下与灌婴、公孙贺率领的汉车骑部队遭遇,在汾河谷地遭受了一系列挫败,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游牧族传统的佯败和诱敌深入战术)。刘邦率车骑兵快速追击到平城,却被匈奴骑兵主力围困在白登山长达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贸然进攻,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手段罢兵。此战之中,匈奴骑兵极大的机动性和不可捉摸性,给汉军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冲击:敌一旦撤退就难以捕捉;汉军正在追击搜寻之际,敌主力却突然出现实施合围。另外,代北严寒的冬天汉军也难以适应,追击过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冻掉了手指、脚趾。

  但对匈奴来说,汉军也是一个全新的、棘手的敌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刘邦汉朝的角度,认为白登被围、断粮七天已经是不可忍受的挫败,却未能从匈奴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在已经合围汉军的情况下,为何不能顺势将其全歼?答案可能在于汉军习惯的密集步兵战术:即使刘邦身边的汉军大多是车骑部队,但面临匈奴合围时,他们也会采用步兵扎营、构筑壁垒的做法防范敌军突击,用阵地战抵消敌骑兵的机动优势。习惯于马上射箭的匈奴骑兵无法强攻汉军的壁垒,加之汉步兵主力正在赶来救援。擅长骑兵侦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汉援军的动向,所以冒顿单于最终决定放刘邦等与其主力汇合,实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对匈奴骑兵来说,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是看得见、追得上、围得住,但就是咬不动、吃不下。双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异态战争”,都在寻求解决之道。

  在战术层面,中原的军事家对于匈奴“非正规”的骑兵游击战术并不陌生,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已是学习游牧族战术。刘邦等汉初君臣面临的新问题,是冒顿单于刚刚建立了大一统的草原帝国,以往各游牧族互相劫掠混战的力量被整合起来,对中原形成强大的军事威胁。要理解这一威胁,就不能只看到来自草原的胡人骑兵,还要深入了解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营游牧和狩猎以维持生计,“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每个壮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骑射战士,所以草原地区虽然地广人稀,总人口比农业地区少得多,但冒顿的匈奴帝国仍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刘邦的白登之围中,冒顿甚至集中了四十万骑兵。但在这种“全民皆兵”盛况的另一面是,匈奴人并不能一直维持这样庞大的战斗力。庄稼生长规律造成了农业社会季节性的农忙、农闲生产周期。草原畜牧业也有自身的季节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马、牛、羊等各种牲畜集中产仔的季节,此时牧户都忙于为生产中的母畜接羔,还要将畜群从越冬地赶往春夏季牧场,让刚刚经历过严冬、变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这时多数牧民劳动力都要在牧场劳作,无法从军形成战斗力。只有到秋季之后,牲畜已经吃得肥壮,幼畜也基本长大,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从牧场中脱身,集中起来听从首领召唤。所以匈奴人举兵的季节都在秋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习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参加正月和五月集会的都是“诸长”即部族首领,但秋天的大会就是所有牧户都参加的盛大节日了。《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从这时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草原帝国处在动员程度最高、对外威胁最强的阶段。

  《史记·匈奴列传》又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这个习俗宽急的背后,也是草原畜群的季节周期律。在秋冬季节集中起来的牧民会进行集体狩猎,这时的野兽和家畜一样正处在准备越冬阶段,肥壮且毛皮厚实,最有价值。有时,这种狩猎会集中数万骑士,围拢数百万猎物,规模之宏大不亚于一场白登之战。冒顿统一草原之后,这种大规模狩猎随时可以转变成对汉地的劫掠。汉文帝时,晁错向朝廷献守边备塞之计,他提到,游牧族经常流动到汉朝边境狩猎,一旦发现汉军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猎变成侵略: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汉初文帝、景帝时曾多次集结重兵防御匈奴,但每次主力赶到时,匈奴人早已饱掠而去。经过战国兼并战争、楚汉战争等等,中原王朝的战争机器已经习惯了对抗和自己兵种、战术完全相同的敌人,对这种狩猎和劫掠随时切换的生活—战争模式几乎无暇应对。晁错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正反映了这种无奈局面。但对于匈奴人活动的基本季节性,当时汉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后不久晁错的另一个上书就说,由于汉文帝刚拒绝了与匈奴和亲的提议,这个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会来进犯,应提前准备加以防范: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注引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对于游牧族在秋冬季发起战争的习惯,中原人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时调任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匈奴,诏书称:“将军其率师东辕……以临右北平盛秋。”就是防范匈奴人在秋季发动袭击。到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李陵分路出击匈奴,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接应李陵部。路博德不愿执行这个任务,遂上书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待来春再行出击。但汉武帝否决了这个意见,命李陵部九月出发。这恰恰是匈奴人已经集中兵力的季节。李陵等行军一个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围而全军覆没。汉宣帝时,西部羌人与匈奴联络,准备起兵反汉,老将赵充国也向朝廷建言防备,不然“到秋马肥,变必起矣”。伴随着对匈奴人战术熟悉的过程,汉军也在总结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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