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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的文明

发布时间:2020-04-07 22:36:1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在提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表示称赞的说法。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文明也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溢美之词大半也都是应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并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当然,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被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吞并,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缘政治基础(见本章第一节)。另一个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城邦的各自为政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希腊古典文明并非纯粹原生。它和其他所有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往,在此就是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心智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开放的心态、智识的好奇、学习的热情、常识的方法。希腊人时常以商人、士兵、殖民者和观光者的身份到国外去旅行,这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雅典人啊,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而申辩,我是在为你们而辩……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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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世界最大的庙宇之一——宙斯神殿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如此强烈而盛行的形式来说,情况是这样的。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存在的要义就是完满地表达此时此地的人格。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而富有创意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些作品至今仍意义非凡、扣人心弦。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实践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感到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俄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明确地制定出统一的教义或圣书。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马,牛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邦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和民族文化的中心。多少出于偶然,有许多庙宇专精于发展特定的技艺。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痫风时,他写道:

  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的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画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她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太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做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的独特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的城市与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所,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楣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农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作一比较,或者将希腊雕像与那时以前中东各族较为粗糙的、不自然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当我们将希腊人的哲学思辨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辨作一比较时,也会发现类似的差别。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美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次第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助于以诸神的干预为基础的解释,而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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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卫城既是雅典的宗教中心,又是雅典的城市中心。它由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于公元前5世纪末叶最终建成。位于这幅图片中心位置的就是帕台农神庙,它的左边是伊瑞克提翁神庙。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智者派的杰出代言人普罗塔哥拉便表现出了这种新的兴趣。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正确生活准则的完全缺失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这些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与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经常为私人和公共的腐败提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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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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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头像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对雅典引以为豪,却并不信任雅典人民。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给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开始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这一分级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论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颂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个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

  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畏惧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可是,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记忆不完整。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归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也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一个缺点是存在奴隶,他们和客籍民(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是,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另外,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就像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其他国家中那样。在雅典,妇女的境况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更糟: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包括投票权或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利。丈夫们掌控着子女们的一切,甚至连杀害哪个婴儿,也全由男方决定。诸如律师、医生和戏剧演员之类的职业,不准妇女们从事,奥林匹克竞赛会也不准妇女们参加。一些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写到女性时都说她们天生低贱,并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太多的权力,便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女性要保住面子,就必须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伯里克利劝告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议论自己。”狄摩西尼在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时绝妙地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他说:“我们有情妇让我们取乐;有小妾和妓女供我们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生育后代。”

  在希腊文明中,就像在古代的其他所有文明中一样,隔离女子的严格规定仅适用于上层社会的女子。家境不富裕的女子无法做到终日闲坐在家、躲避世人。她们不得不出去干活,帮着养家糊口。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见到有钱人家的女子,但是,劳动妇女却四处可见。她们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场售货,或在富人家中做用人、保姆或侍女,以挣钱补贴家用。亚里士多德曾在书中道出了阶级对妇女生活性质的决定作用: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自家的女人走出家门,抛头露面。

  虽然这些缺点是基本的,但是,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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