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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

发布时间:2020-01-14 23:53:15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外交人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围攻、封锁、诱惑以及策反的压力下,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在国际上不仅处处坐冷板凳,而且还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
其实,对这种来自外部的谩骂和冲击,我们并不在乎,也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大不了憋足了劲,埋头苦干,竭力开展活动,设法变被动为主动,以改变我们的不利局面。
然而,使我们在乎的、又深感意外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来自内部的康生、谢富治极左势力的冲击。
这种极左的冲击对我外交工作的干扰是极大的、也是极为残酷的,而且还是无法抗拒、无法抵御的。
这种极左冲击,不管它是如何不可思议,不管它是如何蛮不讲理,我们只能逆来顺受。致使不少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这些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然还活在人间。不管他们是死是活,我们尚在的知情人,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帮着还他们一个公道,还他们一个清白,让这段不公正的历史,正本清源,让受极左陷害的人,得以昭雪,让九泉下的冤魂,得以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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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
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事,是主管外交部新闻司的部长助理龚澎生前对我讲的:
一个假日的中午,我们一位新闻官错过了食堂的吃饭时间,便信步走出外交部,想找个饭馆吃饭。他走出外交部街西口,往南除了大华电影院北侧有个卖早点、豆浆的小铺外,在路东就没有个吃饭的地方。他只好走过马路,到对面的“青海餐厅”去,吃顿可口的饭菜,也算是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新闻官走进餐厅,刚刚坐下,头也没抬,正准备点菜,突然一位苏联记者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向新闻官打招呼,并用俄语对新闻官说:“你好!同志,非常高兴在这里和你相遇。”新闻官起身和该记者握手致意,并表示也很高兴和俄罗斯朋友相遇。该苏联记者接着说:“你看,我们来了四位记者在这用餐。”新闻官随着该记者所指,抬头一看,还有三位苏联记者坐在里面餐桌上,一看便知,那三位也都是在工作中相识的老记者。
就在那一刹那,里面的三个苏联记者立即一同举起了三只手,向新闻官打招呼,如同久逢老友,表现得极为热情、极为友好。
新闻官也只好举手点头以礼相待。这时,站在新闻官旁边的这位苏联记者说:“都是相识的朋友,久未相遇,何不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喝上一杯,聊聊天,岂不是一件很难得的好事。”
新闻官觉得不妥,他很敏感地意识到,他和这几位苏联记者都是因工作关系相遇、相识的,并没有深交,对他们也不甚了解,贸然和他们一起吃饭,多有不便。同时他还想到,外交纪律要求很严,在和外国记者接触中,万一失言,岂不是自找麻烦。于是,他便婉言回答这位苏联记者说,感谢他们的美意,只是自己有事,要快吃早走,不过去打扰苏联各位朋友了。
苏联记者已看出新闻官是在推托,便很坦率、很诚恳地对新闻官说:“今天是假日,都在休息,就是有工作,也得吃了饭再说。我们四个人都是你的朋友,能够在餐厅和你相遇,机会难得。假如将来你去莫斯科工作时,在大街上碰到我们,你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单纯地是为了友情,没有任何其他含意。来吧!别客气啦!”
在这一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新闻官不便再过于生硬,硬是把人间友情拒之门外,似乎显得中国人不懂礼节、不懂友情。
就这样,新闻官便很勉强地被请到了四位苏联记者中间坐了下来。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干部不管处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出自友谊和工作需要,可以和外国朋友自由接触。特别是对方主动向你作出友好表示,可千万不要拒绝,要注意礼尚往来。这一点也曾有过明文规定。假如偶然和外国朋友相遇,要很自然地处理好有来有往的友好活动。
甚至在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外交部干部和这类国家的朋友接触,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和约束。然而,在那一段时期,由于双边国家关系,双边人员的非正式的接触,虽有,但不多。
龚还说,为了开展工作,为了锻炼干部,我一贯主张,我们的干部应该无拘无束地和外国记者交朋友。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鼓励外交部干部不管是使团中活动、还是在其他大、小型外交活动、以及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活动中,都要大大方方,不要有什么顾忌。而且我也曾向个别人讲到,我们在30~40年代是如何和外国记者交朋友的,是如何开展民间友好活动的。切不能坐在家里等工作。因此,我们一贯给我们干部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和外国记者接触。
这天,苏联四位记者和新闻官坐在一张桌子上,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像老友聚会似的又吃又喝。
我们这位新闻官从外交资历、业务能力到外语水平以及外事经验都比四位苏联记者要高得多,应付这些记者的能力绰绰有余。因而,这顿午餐在新闻官主动周旋和盛情关照下,都吃得很开心,但时间也稍为长了些。
饭桌上,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单一,谁也不谈正事,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
苏联记者最感兴趣的事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他们的中文口语。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莫斯科学的中文,在书本上的功夫挺不错,而口语却实在不行。
五个人间的谈话随随便便、东拉西扯,没有主题,但双方都十分满意。
谈话的兴趣虽然很浓,但也不能无休止地谈下去。最后还是新闻官主动提出告退。苏联朋友也同意。
就这样,新闻官和苏联四位记者在餐厅门口分手,各奔南北。
这场友好交往的聚餐就是这么简单。但谁也没想到,这顿饭却成了新闻官一场飞来的横祸。竟被有关部门认定是,新闻官在向外国记者传递情报。
第二天一上班,龚澎得知此事十分惊讶,她当即向有关部门表示:该新闻官是我们司里的业务骨干,他平时的工作任务就是和这些外国记者打交道。外交部的干部和外国记者吃顿饭,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存在什么里通外国的特嫌问题。
事后,龚澎非常明确地告诉该新闻官说:“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你受了委屈。这件事就算已经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及这件事了!”
接着,龚澎十分感叹地对我说:“经过一段平静之后,来找我外调这件事的人络绎不绝。
“凡是找我外调的人,我都明确地告诉他们,该新闻官是我司的好干部,没有任何重大错误问题。他和外国记者吃饭的事,只是一场误会。我的这番话也不知他们听进去了没有?!
“现在可好,‘文革’一开始,就更热闹了。
“也不知是出自何方的专案组,也找我调查这件事。而且他们还硬是把一个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仍把此事说成是个十分玄乎的里通外国案。真是气死人。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965年,王炳南因和董国瑛(被人误定为国际间谍)见过几次面,竟被谢富治、康生定罪为“特嫌”、向国际间谍泄露外交机密。接着,康生通过周恩来,下令停止了王的对外活动,实际上是,下令撤销了王的职务。
要了解王炳南和董国瑛的相识关系,还得从四十年代王和董母、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相识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叶,王炳南和潘汉年一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王受党中央指派,做爱国将领杨虎城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中共又安排王以宋子文的专员身份和杨虎城的代理身份,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部长。从此他和夏衍、潘汉年等人活跃在上海滩。因而,王对上海各界、特别是文化界、演艺界的人和事十分了解。就在这一时期,王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董竹君。
在多年交往中,王炳南对董竹君的情况比较了解。王深知,在抗日战争期间,董竹君在经营“锦江”的同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公众的好事;她曾设计送一些青年去苏北淮阴解放区;她对文化界夏衍等人给过某些帮助;她也对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活动提供过方便。对此,王曾说:“董竹君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她为我党做了一些好事。我主张,对人家为革命所付出的辛劳,不管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我们都不该忘掉,不能让这些同路人寒心。”
王炳南是位不忘旧好的热心人。他和董家的往来,多少年来就没中断过。
王炳南和董竹君之女董国瑛相识和交往,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董国瑛还只是一个刚离开沪江大学、投入革命的青年党员;而王炳南已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人各自的处境、地位、年龄都有一定差距。为什么他们俩竟能交上朋友,而且还是一生不断交往的朋友呢?这还得从他们两人的偶然相遇说起。
1946年底,董国瑛奉命从苏北部队回到上海。她在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影响下,也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很想出国专修电影专业。为此,她在董竹君的帮助下,多方面进行活动。很快,她从唐纳(即:江青原先的丈夫马季良)那里弄到了一份“苏联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然后,她就此事又征得了苏北党组织上的同意。但她苦于不知怎样才能获得出国护照。对此,苏北党组织建议她在上海找夏衍帮忙。
夏衍和董竹君很熟。战后,新装修的锦江饭店特设了一个“特别间”,专供文化界人士聚会之用。夏衍就当然成了“特别间”的常客,而且连吃带用从不掏钱。
一天,夏衍到锦江川菜馆吃饭。董竹君将其女国瑛希望出国求学一事,告诉了夏,并请夏帮忙办理出国事宜。夏对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比较了解。从我国电影事业长远发展考虑,夏非常赞同派学生去苏联攻读电影专业。于是一口答应,将托人为国瑛办理出国手续。
几天之后,夏衍来锦江给董家母女带来不很乐观的答复,他说:“此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目前国共谈判出现僵持,局势尚不明朗,因而许多事都不好办,还要慎重考虑。在目前情况下,董国瑛不论是秘密北上出国还是公开北上出国,都不是时机。如果是秘密出国,苏联朋友把国瑛藏在苏联船舱里,偷偷出境。这样做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万一被国民党当局查出,就会直接影响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政治关系。而且,目前苏联官方明确反对秘密用船带人入境。这一点是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正式答复我的。如果是公开北上出国,就必须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出国留学的申请。这申请且不管教育部门批不批准,仅就去苏联的出国护照就不好办。目前去苏联,是件比较敏感的事情。弄不好,我们不仅拿不到护照,反会被误解去苏联有其他的目的。得不偿失。现在看来,这件事不好办。当然,不好办,不等于不办。我准备就此事和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说说,请他帮帮忙。”
一天,王炳南由南京到上海出差,住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王这次来上海的任务是:1.召集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人,传达中央有关当前形势的指示精神;2.为贯彻周恩来“尽早培育外语人才,储备外语干部”的要求精神,拟在上海选拔一些思想进步、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送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培训。
王炳南在上海得知董老板女儿董国瑛要求留苏受阻一事,立即向夏衍表示:“上海的进步青年有抱负、有志向,我们应该给予爱护和帮助。”王当即请夏转告董国瑛,如果一时出不了国,也不要着急;可安排她先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学习;将来需要外语的地方很多,出国学习的机会也很多。
接着,按照王炳南的要求,上海地下党立即安排招收学生。录取的学生都要经王再面试一下。最后,王还要和全体学生见见面、讲讲话。这些活动都安排在锦江饭店进行。
王炳南办事周到,当晚和夏衍去见了一下“锦江”老板董竹君。
董竹君对王炳南十分热情,一再向他表示,希望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各位先生常到“锦江”来做客、用餐、会客、搞活动,还有一个“特别间”可提供给各位随便使用。
王炳南听后很高兴。王在上海各界的朋友多、应酬也多,请客吃饭必不可少。他听到董老板如此热情的表示,忙说:“我只要来上海,必来锦江菜馆。”
“今天我们来,有一件事需要董老板帮忙,”王炳南接着说,“我们打算在上海各区选择一些青年学生,送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学习。你也可以帮我们选几个学生。然后,我们还准备在这‘特别间’对个别学生进行一下面试,谈谈话,不知是否可行?”
董竹君说:“这件事谈不上帮忙。你们有什么要办的事,我们尽力协助是应该的。选学生一事,可让我女儿董国瑛去办。她曾是沪江大学学生,她有些进步同学,都可列为选择对象。在‘特别间’面试学生,不成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不必在‘特别间’,可到我家去面试学生为好。我家住在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31号(现路名:陕西南路凡尔登花园31号),那里很安静、很方便,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王炳南当即表示赞成董竹君的建议。
当晚,董竹君把这件事告诉女儿董国瑛,并嘱咐她一定要办好此事。她还提醒女儿说:代表中共来沪办理此事的,不是别人,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重要官员王炳南。
董国瑛早已听到不少有关王炳南的其人其事,早有仰慕之情,却从没和王见过面。今天她万万没想到,要她去办的事,竟然是王炳南布置的任务,她感到很幸运。
董国瑛找到了五位同学,准备应试,她还对这些同学说:选人去张家口外语学校学习,是解放区为我国外交事业储备人才的重要举措,机会难得。
这天,五名大学生提前到达董家,他们的心情和董国瑛一样,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有机会到解放区去;紧张的是,不知是否会被录取。而董国瑛还有一种心情,就是很好奇地想看看这位久闻大名的中共官员王炳南。
下午3时,应试学生在董家小楼二层的一间屋里等候。董国瑛和她小妹在另一间屋里,她们站在窗前,向大院后门张望,只见王炳南身穿灰色西装准时进了后门。董国瑛出迎,将王送到楼上;又安排小妹在后门望风。
王炳南和这几个学生谈过话之后,董国瑛还安排王在她家吃了些点心。
王炳南对董国瑛这次安排学生见面一事很满意,在向董表示感谢之后,顺便问了一下有关董去苏求学的情况。
董国瑛是1946年入党的苏北军人,对王炳南这类中共首长本能地就较为敬仰。当王问及董个人的出国学习问题时,董甚感亲切,很感动。
于是,董国瑛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要去莫斯科学习的愿望和交涉情况,一一说了一遍。
王炳南听后,胸有成竹地问:“你为什么要去苏联学习电影专业?”
“是唐纳推荐的。我们看了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我觉得到莫斯科学习电影专业,很合乎我的志向。”
王炳南接着说:“苏联的电影艺术发展得很快,在世界电影领域中,也享有一定的声誉。然而,西方的电影艺术,特别是美国的电影艺术很是发达,独成一体。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考虑去美国学习?”
“我是中共党员,到苏联去学习电影艺术,可以在莫斯科找到袁牧之,可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学习,还可以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看来,你的组织观念还很强,这很好。”王炳南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们在美国也有党支部。如果你能到美国去学习,也可以在党的领导下,按期过党的组织生活。”
“是吗?太好了。有关这方面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请王先生多多给予指点。”
王炳南和蔼地说:“我看,目前去美国学习电影专业要比去苏联学电影专业好得多。美国的电影技术可能高过苏联。我们应该到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去学习,而且从目前形势看,你去美国学习,政治风险小些。
“你母亲在上海企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为公益、为我党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你去苏联学习,国民党政府立即会知道你母亲的政治倾向。这样一来,对几个方面都不利。听说你姐姐在抗战期间,也在菲律宾马尼拉获得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这样,你到美国,可有姐姐做伴。
“到美国之后,党组织会为你的学习、生活作出周到的安排。
“关于出国手续和申请出国护照等事,我可托人帮忙办理。
“这件事,你应该先和你母亲商量一下,大家想法统一了,再考虑办理第二步。”
王炳南的这几句话,条理清晰、全面周到,深深震动了董国瑛。董高兴地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后,表示去美国学习是最好的选择,并希望尽快将这一变化征得淮阴党组织同意后,仍请王帮助办理出国事宜。
王炳南对董国瑛去美留学一事,很有信心,在他离开凡尔登花园31号时,很有把握地对董说:“我们支持你去美深造。”董对王的每句话、每一表示都很重视,都很珍惜。
董国瑛在沪等候淮阴的答复,等了很久,没有回音,有些着急,便鼓起勇气跑到马斯南路72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去找王炳南。恰好,王正在上海。
王炳南安慰董国瑛说:“淮阴部队有可能已经转移。你不必为此着急。关于你去美国留学一事,我回南京了解一下,下次来上海,再给你一个答复。你耐心等着吧!”
王炳南回南京后,向周恩来汇报了去上海执行任务的同时,顺便谈了一下董竹君女儿要求出国学电影专业的事情,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也很需要电影专业人才,应该尽早培养和储备。上海文化界人士都对此事持积极态度,并为董女出国一事出了力,但由于遇到种种困难,而未办成。考虑到需要和统战,这个忙,我们应该帮。一方面先帮她和淮阴取得联系,然后再帮她在上海或南京办好出国手续。
周恩来同意王炳南的意见,具体事宜嘱王去办,并嘱:如果她能顺利前往美国,可让她替我们带几封致意的信给美国朋友。
没过多久,王炳南出差到上海,他在锦江川菜馆和董老板母女说:“你们不必再等淮阴的回音了,我已向他们(淮阴新四军部队)打招呼了。关于办理出国护照和去美手续一事,我介绍你们到南京去找吴茂荪,通过吴再找国民党政府高教部长康立武,请他们关照办理。”
王炳南这两句话对董国瑛来说,是个多么大的喜讯,她出国留学的愿望,终于有了个眉目,而且这个愿望还是中共代表团王炳南帮她实现的,她高兴,她光荣,她自豪。她发自内心对王十分感激。
董国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吴茂荪。她在吴的帮助下,很快就获得了出国护照,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等手续。
吴茂荪对董国瑛的热心帮助,一是因为受王炳南的委托;二是吴和董竹君也熟。
此事在各个环节都办理得如此之快,董国瑛深深感到王炳南在此事中的作用很大、很重要。似乎请王办什么事,无论是何时、何地,他都可以畅通无阻,天衣无缝地办成。
王炳南得知董国瑛已办好出国手续,亲自来上海向董表示祝贺。在交谈中,王表示,希望董在美国拿到学位后,尽快回来,报效祖国。谈完之后,王交给董四封信,其中一封是由董必武署名致美国纽约唐明照(时任美国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的介绍信。信中介绍中共党员董国瑛去美国攻读电影专业,请唐明照将董编入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并请唐对董进入纽约市立电影技术学院一事,给以协助;另外三封信是给国际友人的英文信,其中一封是给史沫特莱的,一封是给斯诺的。
1947年2月,董国瑛在王炳南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祖国,飞往纽约。董手持王给她的介绍信,找到了唐明照。经唐协助,董考入了纽约市立大学电影技术学院。
1949年7月,董国瑛结束了在纽约的学业,由美国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帮助下,接上了组织关系。然后,王又请中央组织部梁华同志协助将董介绍到中央电影局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曾找机会嘱咐过董国瑛,王说:“电影这一行,在我们国家的基础还很薄弱,需要有人去研究、改进、提高和发展。你在电影界,可以充分施展你的才华,人尽其才,大有作为。你好好干!干出点明堂来,以不辜负组织上对你的期望。”
王炳南的一席话使董国瑛很受感动。董曾对朋友说:“像王炳南这样的干部不多,他很憨厚,帮助人真心诚意。每当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要紧,咱们帮助你’。”
王炳南在抗美援朝之后,由于工作很忙,也就没再过问董国瑛的事。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他又出使波兰,一去就是10年。王在国外因公务忙,和国内的各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而逐渐淡忘,其中也包括董国瑛。
1964年王炳南由华沙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司和中苏边界谈判等工作。
王炳南每天除阅读文件、处理外交事务和参加外事活动外,还要到处去作报告,介绍中美会谈情况。与此同时,他的访亲交友之风不改,请客吃饭之癖不变,仍然一如既往,在各系统、各民主党派、各方爱国人士中间继续做团结统战工作。八小时之外,他的交往活动很多,不是在家里招待客人,就是在外面请客吃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因此,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董竹君一家没有任何来往。
在一次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会场上偶然相遇。两人谈起了这十多年前的往事。董对王讲,她于1960年,几经周折,迁居北京;女儿董国瑛生活上一度坎坷,也回到了北京。董还感谢王过去对董家的帮助,并表示,这些往事她们将永记不忘。
王炳南很高兴能和董竹君相遇,但听到董国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很为之担心。会后,王即去董家拜访,又去东单看过董国瑛。从此,王又恢复了与董家中断了十多年的来往。
这种中断后恢复、恢复后又中断的来往关系,二十多年来能够维持、能够延续,也就很不错了。这也说明,王炳南对董家是以诚相待,不忘旧好,不因董家有海外关系,不因董竹君出身是资产阶级、大老板而疏远或怠慢,坚持不忘董家是统战对象。
这本是一坚持统战政策,不怕说三道四、坚持善交朋友,不忘旧情、坚持光明正大,不怕涉嫌的为人之道、好作风,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粗暴地猜疑和践踏。
1965年8月至9月,王炳南从恢复和董家的联系后,去访过几次。仅就这几次的交往,却给王自己引来了一场政治灾难。王的这场政治灾难形成的缘由是什么,许多人弄不清,就连当事人董家以及世纪老人董竹君至死也没弄清。然而,王对自己的这一政治灾难,从一开始,心里就非常清楚。
王炳南对我说:“我去看过董国瑛几次,完全是一般性的访友。我们见面后,免不了畅谈往事、聊聊眼前。所谈的内容,你一句,我一句,杂乱无章。诸如,我们谈到美国的摩天大楼和街心公园、美国的舞台艺术和好莱坞的上市电影;美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在美国和美国华侨社团;美国西海岸的风光和华沙的风土人情等见闻趣事等。但我们从不谈国家机密和外交机密。
“就是这样几次到董家访友,却被谢富治、康生捏造成我在从事间谍活动,说董国瑛是国际间谍,说我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报,并以涉嫌间谍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
周恩来对这样一个不调查、不研究、上纲上线的报告很不高兴。
周恩来对此报告,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完全不理,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姑息、护短,但可以看出,周不同意谢富治、康生(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对此事的结论。
为此,一天夜里,周恩来把王炳南叫到西华厅。
周恩来向王炳南说明情况并听了王的解释后,严厉地批评了王。最后周嘱王:去看看董竹君是可以的,不忘老的统战关系是无可非议的,但董国瑛那里就不必再来往了。周还表示,不让王去董国瑛家,并不说明谢富治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是对的,也不说明董国瑛有什么国际间谍之嫌,而是没有去看董家女儿的必要,以免再授人以柄。
王炳南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意见诚恳接受。关于不准再去看董国瑛一事,王表示,没有问题,可以做到。
几个月过去了。董家母女不见王炳南来访颇为蹊跷。
那些年,某些过头的政治运动给人留下的余悸不小,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多事、惹事。有些人遇到这类怪事,就绕道而行,绝对不敢横冲直撞;有的人遇到这类怪事,能够得过且过的,也不愿多嘴多舌。董家也不例外,因而董家对王炳南为什么长时间不上门,出了什么事,挺担心,却又不便打听。
王炳南中断与董家母女的来往,使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对此,王深感不安,却又进退两难。
最后,王炳南下决心,不听邪。既然坚信董国瑛不是间谍,自己又没泄密,何必还要忍受康生等人的陷害。周恩来不准他再去董家,他可以做到,但和董家通信,并没受到限制。于是,王横下一条心,给董国瑛写了一封简单的解释信,告其:“工作忙,无暇访友,请谅解。”信发出之后,王虽没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却了一桩进退两难的心思。
三个月之后,王炳南在办公室收到了一封信,竟是董国瑛从邢台发来的。王看过信,才知道董国瑛在年前已随工作组到邢台,参加“四清”工作去了。
信中主要内容有两点:一、邢台地震只是受了一次惊吓,没受到伤害。惟恐朋友担心,特写此信,报个平安;二、地震对北京的影响如何?她妈妈是否已回北京?这两件事希望能得到王的答复。
董国瑛这封信充满了友情和亲情,她身处震中地区,还在牵挂着远离震区的朋友和母亲。这样的信会感动任何一个读信人;任何人都会立即复信,回答她的问题,以安慰她在灾区的惶恐和悬念。如不复信,太不近人情。怎么复信?王炳南很是为难。复信就意味着恢复和董国瑛的联系,就意味着违背了周恩来的忠告。
不复信,就意味着王炳南对董国瑛信中这一小小要求,置之不理,对来自灾区的呼唤和渴望,可以置若罔闻。这样做,太残酷,太无情。这类无情之事,王不会做。
从王炳南的性格和他的为人,他是做不出这样无情无义的事情的。
王炳南经过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做到既回答了董国瑛的问题,却又不复信。这个办法很简单。王在一本杂志中的一页上,写了一句报平安的话。这句话上无台头、下无落款。然后王再托人将这杂志送到邢台。董看到这份杂志,自然会理解是王的复信。
王炳南所拟就的那一句话是:“一切没变,希望你平安回来。”
王炳南自以为,这样回复,一目了然,万无一失。“一切没变”四个字,直截了当:一是地震之后,北京的亲友安然无恙,没有变化;二是长期没有联系,然而大家的悬念和往常一样,没有变化;三是其母董竹君仍在上海,没来北京,仍如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希望你平安回来”七个字也只是在一般通信中,不可缺少的客套话,无可挑剔。而且这份杂志不封不包,任何人都可以看,透明度很强。
王炳南处理此事,只看到顺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复杂的一面,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以为已经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困惑问题,但万没想到这本杂志又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那位告发王炳南向国际间谍泄密的谢富治、康生,并没有因为周恩来对王不处理而善罢甘休,而是继续派人在密切窥察此案的发展。
王炳南托人送出的这份杂志,没经多久,又从邢台转到谢富治手里。
谢富治依据这杂志中的七个大字,大做文章,他说这七个字是国际间谍常用的暗语和暗号,并添油加醋地联合康生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看到谢富治、康生的这一书面报告很生气。当天周把陈毅找来,对陈说,我已提醒过王炳南,暂不要和董家女儿来往,不要再授人以柄,王也同意,还保证照办,现在却又变着法地和董家女儿通信,为什么这样不严肃。我们不能再得过且过,要给王敲敲警钟。我不反对谢、康的建议,暂时停止王炳南的对外活动,有些文件也不要看了,可让他抽出更多的时间,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并让他写出检查报上来。请陈毅明天到外交部,在部党委常委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第二天,陈毅在外交部党委常委会上,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宣布了周恩来的决定。从此,王炳南就开始了“在家闭门思过”的日子。
这一思过,就是十年。
王炳南在家思过不久,就赶上了“文革”时期,他在“文革”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最后他被整得家破人亡。
最初闭门思过时,王炳南经过认真思考,心情已由懊悔不安转为平静,由对谢、康的义愤转为自责,也开始冷静地检查和认识眼前所发生的事。对要他写出检查的要求,他诚恳照办,并表示他要实事求是,严肃对待,把问题说清楚,认真检查自己。
王炳南在检查中,写清楚了和董家母女的来往情况、和她们交谈的内容;检查了自己不肯断绝与董家来往的原因和错误;交待了在杂志上写了一句报平安话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活动;总结了几条统战工作的体会。最后他毫不含糊地说清楚了:一、他没向外泄露过任何机密,他没在董家谈过任何外交机密;二、不认为董家母女是国际特务。
王炳南将检查写好之后,通过部党委送到了陈毅处。
一周之后,王炳南的书面检查经中央领导人传批,已由中央办公厅退回外交部。
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王的书面检查第一页上留下了笔迹。陈毅的批语是:“请总理阅批。”周恩来的批语是:“问题都已提到,也有认识,请主席阅示。”毛泽东在他的名上画了一个大红圈。
从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看来,王的这份检查,谁都没有异议,已被顺利通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王炳南的“特嫌”问题已经过关,“特嫌”的罪名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王炳南的处境依然如故,部党委没恢复他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呆在家里闭门思过。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王的处境更加不利。
形势变化严峻、逼人。原来窥测王炳南、并定其为特嫌的人,仍然揪住王的问题不放。谢富治、康生虽然不便明目张胆地出面找茬子,但他们害王之心不死,不甘心就此罢休。
没有多久,康生的同乡、文革“旗手”江青在什么地方吹出一股冷风,说“王炳南是坏人”。
事情发展得为什么如此之坏?比想象的还要坏?这是为什么?当时谁也猜不透。
王炳南得知这顶莫名其妙的大帽子后,情绪顿时较为紧张,他对我说:“说我是坏人,绝对不会是毛主席。毛主席很了解我,对我很好。1945年在重庆,我是毛主席的私人秘书,我们朝夕相处43天;1947年在延安,毛主席对我很关心,还把我找去陪他吃午饭;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我多次见到毛主席。因此,如果有人说‘主席说我是坏人’,我不相信;如果有人说‘江青骂我是坏人’,我觉得确有几分可信之处。因为江青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她出口伤我,一是和康生对我的诬告失败大有关系;二是我对江青其人比较了解,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不小心得罪了她。”
果然,不出王炳南之所料,经笔者事后核实,说王炳南是坏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来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这顶“大帽子”非同小可,致使外交部许多人几个月都弄不清的“王炳南失踪问题”立即升级、加码。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王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把事情说清楚。
为什么江青借机向王炳南发难?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王炳南对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底儿了如指掌。
1936年至1938年,王炳南身为杨虎城的亲信、代理人,受杨虎城的委派,活跃在上海各界;西安事变之后,王炳南在上海还挂上了宋子文手下水利专员的头衔,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由于王炳南的活动能力较强,在各党派间的影响力较大,他在上海滩享有很好的声望。当时,王除了担任“救国会”的中央委员,还出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又称国际宣传部长。出自党的工作需要,王和夏衍、潘汉年、阳翰笙、赵丹、王莹、关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王对蓝平在上海的全部情况,以及蓝平改名江青去延安的情况十分了解。这对江青来说,如不及时拔掉王炳南这个眼中钉,必有后患。康生和江青配合得十分默。康生对江青的事闻风而动,决不错过效忠江青的这一机会。
康生其人野心很大。有人说,康生深知欲要攀龙,先要附凤的古训,遂把江青当作向上爬的砝码;也有人说,康生和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康生为了投江青之所好,对了解江青底细的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包括王炳南在内均视为隐患,决心一一处理。因此,当江青给王定了性、吹了风,康生就要千方百计地对王施压,欲把王置于死地而后快。
王炳南的一位老朋友对我说:“康生告发王的‘特嫌’一案,说不定是江青授意干的。”
不久,王炳南被造反派关进了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王炳南在地下室,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个人情绪却没有太大变化,他仍然一如既往,泰然自若。
平日里,王炳南对别有用心的军代表和造反派的野蛮审讯,虽然有些气愤,有些烦恼,但对那些无知年幼的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后来,时间长了,经历多了,王也就不把那些无理取闹的审讯当回事。
平时,王炳南在地下室除了看看书,打发一下时间外,他最为放心不下的事是,他的妻子张浴云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担心他妻子、儿子受他的株连,也在跟着受罪。他盼望着家人、妻子或儿子来地下室探望探望他一下。他渴望知道亲人们的情况。
但是,当时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坚决不准孩子们来探望他们的父亲,也不准王炳南和家人有任何联系。对此,王炳南焦急万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是接踵而来。
有一天,外交部造反派头头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说,外交部准备安排一次全部大会,批斗王炳南,届时,请国务院外办的造反派把王的妻子张浴云(张自驻波兰使馆回国后,被分配在外办工作)押到外交部会场陪斗。
在外办接此电话的,恰好正是忙于日常工作、坚守岗位的张浴云。她听到造反派要押她到外交部陪斗非常愤怒,她火冒三丈,大骂极左分子无理取闹。
张浴云本来就是一位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从不随声附和的女性。况且,张已经是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既无“政治辫子”可揪,也无什么“尾巴”可抓,头上又没有什么乌纱帽,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身清白的普通干部。因此,造反派要押她去外交部陪斗,她当然不肯。当时,她很气愤地对外办的同志说:“我是在全国解放前,随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投奔共产党的;参加工作以来,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心一意,从不懈怠;入党以后,我忠于革命、忠于党,从无二心。凭什么要我到外交部去陪斗?丈夫受批斗,妻子就得陪斗,这是什么逻辑。这样株连,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还有什么党的原则可言。况且,王炳南二十多年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而且王炳南也是一个经过四十多年考验的老党员,他何罪之有?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帮助,凭什么要批斗?凭什么还要押我去陪斗?”
张浴云的这番慷慨陈词,有谁听啊?堂堂一个国务院直属部门竟然没有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
一些外办的同志对张浴云很同情,对外交部造反派的极左做法很不满意,但又爱莫能助。
张浴云对造反派很反感,但内心里也很怕。于是,她当天就离开外办,到亲戚家躲了起来。
外办造反派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处搜寻,最后将张浴云押回了外办。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们对张浴云的不满情绪十分抵触,对外办某些人的温良恭俭让十分反感。拿造反派头头的原话来说:“我们不搞出点造反的明堂来,还算得上什么革命造反派。”于是,面对外交部造反派的叫板和张浴云的不满申斥,他们立即作出反应,遂决定对张浴云立即进行立案审查,并扬言:既然外交部批斗王炳南,要张浴云去陪斗,他们为什么不可在批判张浴云的大会上,勒令外交部的王炳南来外办陪斗。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同声呼应,他们都是些不讲政策、不讲原则、不分界限、不顾深浅,也不计后果的能手。他们决心已定,便立即采取行动,先给张浴云扣上三顶“大帽子”:一、张是从香港回国的潜伏特务;二、张是国民党军阀的大小姐;三、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婆,并根据这些罪名,对张实行专政,立即进行关押审查。
这天晚上,张浴云没能回家,急坏了在家里等妈妈回来的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王炳南的几个儿子聚集在客厅里,默默地等妈妈,谁也猜不出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等得越久,心情就越紧张,都担心妈妈的安全。到了深夜,孩子们感到有些凶多吉少,纷纷表示要去国务院外办找妈妈,去保护妈妈。东明是家中长兄,他一面安慰弟弟们不要紧张,一面直接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询问妈妈的下落。当孩子们得知妈妈被扣押,都很气愤,却又搞不清外办凭什么扣押妈妈。
王东明对父母都被关押,他那种本能的义愤、仇恨,以及其抗拒的态度,不亚于几个弟弟,但为了安抚弟弟们,为了第二天都要上学,他不得不安慰弟弟们说:“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去找妈妈,外办也不会让我们进大门,去了也没用;只能明天到外办去打听一下再说;至于凭什么扣押妈妈,问也没有用,肯定是受爸爸的株连。现在我们惟一的心愿是,能确保妈妈的人身安全就好了。”
“文革”中这种突如其来的悲剧很多很多,何止王炳南一家。但是,像王炳南这样1925年入党的高干,夫妇同时被专政,同时被隔离审查,这在外交部是绝无仅有的;像对待张浴云这样,造反派不与任何方面打招呼,也不通知家属,就扣押,就隔离审查,这在外交系统里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原始式的粗暴行为,不仅给王的家属留下终身难忘的“仇恨”,也在一些知情人的心灵里,播下了难以平息的义愤。
事后,王炳南就张浴云被扣押事曾说:“张浴云性格倔强,平时说话直率,说不定什么时候得罪过人。我看,在运动中让她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判,让同志们出出气,让她自己接受一些教育,也就没事了。无论怎么说,她的问题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况且外办是国务院的机关,他们是会注意政策的。后来我听说,给张浴云定了三条罪名,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做法,令人气愤。他们这种没有章法,牵强附会的做法,一夜之间,可以把忠于职守的党员干部变成敌人,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
“造反派对张浴云实行专政,实在太冤枉她了。造反派他们硬要这样做,无非是受我的株连。对这件事,我很内疚。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怕张浴云想不开,同时,我也牵挂几个上学的孩子没有人照顾。”
张浴云被关在国务院外办的一个小屋子里。她自知清白,却遭诬陷。她想不通。她对那些乱扣“帽子”的造反派、对那些无理取闹之徒都极为蔑视。因此,造反派的呐喊和批斗只能给张浴云带来反感和愤怒,却动摇不了她那威武不屈的性格。
张浴云虽然如此坚强,但她无法平息自己当妻子、当母亲的那颗牵挂的心。她最牵挂的是丈夫王炳南。平时,王被拉走批斗,她非常心疼。现在,已无法知道丈夫的情况,她心如刀割。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顾,也使她放心不下。牵挂亲人的苦恼,使她深受折磨。她想想过去和现在,想想家人和自己,她委屈、愤慨,她悲痛欲绝。
张浴云经过几天的折磨,她下定决心,不予屈服,决不容忍造反派对她和对她丈夫的诬陷、她决心要跟造反派对抗到底。
于是在外办,就出现了张浴云在失去自由期间,两次逃狱,两次被造反派抓回来的事件。
一天晚上,张浴云为了急于了解丈夫和孩子的情况,她决心越“狱”逃走。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悄悄地走出了关押她的小屋子。她担心在路上会被熟人碰上,便徒步从府右街走到了史家胡同。
三个孩子东明、朝明和波明见到妈妈回来,喜出望外,纷纷向妈妈叙述父母不在时的悲惨生活和爸爸挨批挨斗的近况。张浴云听到失去自由的丈夫仍在受罪,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和心酸,她流泪了。
张浴云不敢在家久留,担心造反派会派人来抓,便抓紧时间对孩子们嘱咐了几句话。她说:“你们不要紧张,不要怕。天塌不下来。我和爸爸都没有问题。造反派强加给我们的‘特嫌’罪名,都是捏造的。我们都是清白的。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问心无愧。造反派把我们进行隔离审查,给我们乱扣帽子,都是在搞极左,都是错误的。我们迟早都会回来的。你们要听爸爸的话和大哥的话,要安心学习,不要乱跑。”
接着张浴云对王东明说:“东明;你是老大,是哥哥。弟弟们要靠你照顾。你要学会坚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挺下去。”她说着,便从包里拿出了一千元钱,交给东明,又说:“你们哥儿几个要学会独立生活,妈妈一时无法照顾你们。这一千元钱,可供你们的生活开销。妈妈会回来看你们的,你们不要担心妈妈。”她含着眼泪一面嘱咐,一面环顾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懂事的老大王东明说:“妈妈你别担心。我们都大了。这钱我不要。我们也不会花钱。把钱带在妈妈身边或许有用。”
张浴云和三个儿子的这一席话,谁也没料想到,竟然成为她的遗嘱,竟然成了和儿子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张浴云向孩子们嘱咐之后,就离开了家。
她们母子在家门口分手,十分悲惨和无奈。善良人们的心灵都期望他们母子们能够解除厄运,早日团聚。但谁也没想到,张浴云和儿子们这次分开,竟然成了残酷的诀别。
张浴云为了不使她的事连累孩子,便连夜离开了史家胡同。她既然已冒着风险逃出“虎口”,她就不会再犯傻、再回外办,去向造反派认罪,去接受两派造反派轮番的批斗。她横下一条心,不向极左思潮低头。她决心不回外办。
那么,张浴云该去什么地方躲一下呢?她怕牵连同情自己的同事,便投奔了在北京的亲戚家。
没躲过几天,张浴云还是被造反派野蛮地押回了外办,并仍然被关押在外办的小屋子里,还加强了警戒。
张浴云被抓回来之后,免不了挨批、挨斗,被扣的帽子越来越多,被定的罪名越来越升级。
造反派的批斗和对张浴云人格的污辱,并没使张屈服,反而更加激起她的愤怒。
张浴云第二次逃出外办小屋,也是在一个深夜里。她这次逃出,为了避免再被抓回,既不回家,也不到亲戚家,便徒步走到了一位老同学家。
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张浴云又被造反派野蛮地抓回了外办。
造反派为了惩罚张浴云对抗“革命行动”,给张在脖子上挂了黑牌。黑牌上写有“潜藏特务”的罪名。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把张剃了个阴阳头,并召开大会进行批斗。这种人格上的污辱,使张无法承受。
王炳南得知上述情况后,很难过,很担心,怕张浴云经受不住这种折磨。王为了提醒张能够想得开些,不要干傻事,便写了一个便条,求人带给张。小纸条上写道:“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要正确对待自己,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小纸条的前半句冠冕堂皇,关键是后半句,要她“注意身体”,意思是家人都盼望着她平安无事,希望她想得开、撑得住;家人都等待她健健康康地回家。
王炳南的小纸条虽然对张浴云是个很大的精神安慰,也起了某些稳定情绪的作用,但批斗压力来势凶猛,诬陷和谩骂使张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在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张浴云回到小屋,大哭了一场。她绝望了。当天深夜,张借上厕所的机会,面对东城,用腰带自缢身亡。
外办是国务院办事机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亲自到现场去看了张浴云的遗体,他还气愤地说:“你们还打了人!”接着又指责问,“此事告诉炳南同志没有?”
外办有关人员立即派人到外交部,将此事通知被隔离审查的王炳南。
这一噩耗对王炳南的打击很大。王知道,张浴云之死是由于他的株连造成的,他心如刀绞,双目涌满了泪水,连一句她受委屈的话都没听到,就这样含冤去了。
张浴云之死,给本来就处于不幸境地的家人带来了更大的悲痛。
王炳南在外办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外办的小屋,见了爱妻最后一眼。
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交部造反派专案组同意王回家把张浴云去世的事告诉孩子们,但只许10分钟,而且还要在造反派专案组人员陪同下前往。
张浴云之死,使这个家就像少了顶梁柱似的散了架子,人亡家也破。
不久,王炳南被押送到江西干校劳动改造。
王炳南在去江西前,以回家拿些衣服为由,要求回家一次,顺便看了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造反派专案组虽批准同意,但必须在专案组的陪同下,快去快回。
王炳南到家后,背着专案组的人对东明、朝明、波明说:“家里这些东西分成几份,你们每人一份。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们今后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我走了。……”王说到这里,就哽咽住了。
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陷入茫然之中,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一天中午,几个孩子正在吃饭的时候,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陪同仲曦东(外交部副部长)到王家来看房子。孩子们不敢吭声,只听到仲对马说:“这房子不错。”两天之后,外交部为了给仲腾房子,下令让这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搬出史家胡同四合院。
年仅15岁的王东明一面承受着失去母亲的悲痛,一面还要承受挑起全家大梁的压力。悲痛、焦急使他那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从此,他沉默寡言,整夜失眠。不久他由学校分配上山下乡去了山西农村;王朝明去当了兵;最幼小的王波明也过早地开始了独立奋斗、自食其力的生活,并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经受了社会锻炼。
政治迫害和家破人亡接踵而来,使王炳南的身心一次次地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尽管十分残酷,但它并没动摇王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念。
王炳南坚信,自己没有特嫌问题;董家母女不是国际间谍;自己没向董家泄露过任何外交机密。
王坚信,终有一天,会还他一个清白的。
王坚信,严冬必然会随风而去,春风终究会吹暖大地。
王炳南的坚信和他那坚韧的性格,使他从艰难中挺了过来,难能可贵。
但是,特嫌罪名给王炳南带来的灾难,也够惊心动魄的了。
这位对中国革命有着很大贡献的前辈、这位从三十年代就为我党的官方外交、民间外交铺路、又与美国周旋多年的老外交家,竟然随随便便地被诬陷为“特嫌”,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这是一个人为的灾难。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造反派头头作出的一桩亲者痛、仇者快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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