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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从苏联引渡时间始末(4)

发布时间:2020-01-14 23:35:59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溥仪和日本一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会面勾结,就溥仪去东北三省建立日本傀儡国家一事,达成了共识。
9月的一天,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把溥仪弄到日本兵营。溥仪到达日本兵营,首先见到的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佐,在一旁陪坐的有溥仪的旧臣罗振玉。坐定后,罗交给溥仪一封信。
这封信是溥仪远支宗室的后代、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写给溥仪的。
张作相还兼任吉林省的省主席,张因回家奔丧,不在吉林。熙则利用这个大抓实权的机会,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下令开城,迎接日本侵略军,成了东北日本傀儡国家的开国元勋之一。
熙在给溥仪的信中说:他等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等到了。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占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溥仪一到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11月的一天,日本侵华军头目土肥原贤二到达天津,溥仪连夜会见了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是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五名重大战犯之一。人称,土肥原贤二是个靠侵华起家的日本军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
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就对溥仪说,日本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快去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溥仪将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最后,土肥原贤二还强调,将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这个帝国将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
溥仪听得入神,他认为,这正是一个复辟的好机会,机不可失,应抓紧北上。于是,溥仪就连夜偷偷地乘上了日本人的轮船,离开了天津。
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乘船先到营口,后又连夜转往旅顺。
溥仪在旅顺等了三个月。在这期间,许多清朝遗老、皇亲国戚,以及一些官迷心窍的政客们,当获悉溥仪要复辟、要复皇位,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拜会溥仪,并施尽全身解数,向溥仪献殷勤、送重礼,以期望在朝廷里能买上个一官半职的。溥仪也不负众望,对买官、跑官者来者不拒,谁出大价钱,谁就做大官,只要肯出高价,人人都有官做。
这些会当官、会运动做官的人,都有所获,他们后来都成为伪满洲国的大小新贵。例如几个头面人物:郑孝胥、臧式毅、熙等人,都当上了伪满洲国部长以上的大官。其中,熙这个人野心很大,官迷心窍,他不满足于当个部长,他想当宰相。
熙自认为,他才是为溥仪复辟,打过先锋的人物,他最先致信尚在天津的溥仪,请其出山当皇上;后又在沈阳为溥仪复辟铺路。不仅如此,熙还几次派人给溥仪送钱,共有几十万元,最后他还明确向溥仪提出,要求“皇上”授命他出任“总理”之职。
其实,这些酒囊饭袋、投敌卖国之流,当时还有所不知,要当大官,不仅要贿赂溥仪,还要贿赂日本主子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不同意,谁也当不了总理。
三个月之后,正当溥仪跃跃欲试,积极向日本投靠的时候,板垣征四郎亲自到旅顺找溥仪谈话。
板垣征四郎告溥仪,为适应东北三省“各界”的愿望,要在东北三省成立“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长春改名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汉、蒙、日、朝。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即执政。
溥仪关心的不是把东北三省从祖国分裂出去成立的是个日本傀儡国家,他关心的是,想当皇帝。他还觉得,当执政不如当皇帝更名正言顺,更算得上复辟。为此,溥仪和日本主子还讨价还价了一番。
最后,板垣征四郎对溥仪说:“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后,我相信一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意思是要溥仪先去长春上任,当皇上以后再说。不久,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并对日本感恩戴德。
就这样,溥仪作为一个伪满洲国的国家元首,当上了头号汉奸,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日本殖民地,并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
溥仪的伪满洲国都搜罗了些什么人从事“国务”?这些人大部分都沦为苏军的俘虏。
溥仪到长春后,就迫不及待地再过一把当元首的瘾。为此,他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开国大典。参加典礼的“元勋”有,溥仪的随行老臣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陈曾寿,另有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蒙古王公齐然特色木贝勒;还有奉系官吏:张景惠——向日本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省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臧式毅——向日本投降的原辽宁省主席;还有熙——原清宫大臣、向日本投降的原东北保安副司令兼张作相的参谋长;张海鹏等。
就在这个仪式上,日本关东军负责人宣读了一个国务院的任命名单。这个名单就是伪满洲国各部总长的任命,也就是一份伪满大汉奸的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綮;最高检察厅厅长李;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商衍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处特任官员张燕卿、金璧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终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溥仪盼望已久的登台辉煌,已经得以实现,他十分得意。
大典过后,溥仪走马上任,当傀儡元首。溥仪虽然什么大事也不管,但他却把当皇帝的一套排场,安排得地地道道,风光十足。每天都有许多贵客前来朝拜和请安。前来的人有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有在野旧臣、有当朝新贵、各部总长、特级参议,还有一些各地的士绅、豪商、地痞等等之流。这些前来拜会、请安的人,都是为了前去上供、送钱送物,为了向溥仪表忠心,以求飞黄腾达、升官发财。关于东北三省从此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将遭受日本掠夺;老百姓从此就变成了亡国奴、将惨遭日本蹂躏一事,这些人和溥仪一样,一概不予过问。
在溥仪身边当官的人,多是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旧军阀、旧官僚,也是一些酒囊饭袋的人物。他们只管搜刮民财,从来不管百姓疾苦。仅以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成立伪满洲国后不久,总理职务就由张景惠取代了郑孝胥。这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为例,就可见一斑。
张景惠是东北一带地区势力人物,也有人说他是“胡子”(土匪)出身。他的表演,是可称之为卖国之最。别的不说,仅就他那套会“吹”、会“拍”的当官本事,就可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
有一次,在伪满洲国的国务会议上,在日本关东军头目发言强调“日满一心一德”后,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个蚂蚱拴在一根绳上。”
在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压榨下,人民无法生活。东三省的老百姓每年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被日本关东军抢走。对此,张景惠在国务会上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人,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
由于张景惠对日本极为无耻、极为肉麻的吹捧,日本侵略集团对他很满意。日本关东军称张景惠为“好宰相”。
至于溥仪的伪满洲国都干了些什么?这一问题,不是本书要交待的事情。仅就溥仪的一两个卖国事实,本书不能不带上一笔。
溥仪此人,不要老祖宗,卖国求荣,为日本侵略扩张开路、呐喊,把东三省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当日本对美英宣战的时候,溥仪立即颁发诏书“动员东三省人民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1942年,当日本一级战犯东条英机到达长春时,溥仪当面拍马说:“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以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并以大量白金、钻石等首饰送给关东军,以支持其侵略和扩张。
关于溥仪等人怎么会被俘虏到苏联去的问题,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说起。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亲自跑到皇宫,通知溥仪说:苏联已正式对日本宣战。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当然,关东军仍将誓死奋战,但这样打下去,免不了要殃及东北各大城市。我们为了溥仪皇帝和皇室一家的安全,为了满洲国政府能有所安置,要求立即将皇室撤离长春,迁往通化。考虑到时间紧迫,皇上应尽快收拾行装,准备立即出发。
山田乙三接着又补充说:通化将是皇室躲避战事的最好地方。那里山连山,山靠山,日本关东军还在山里修筑了地下工事,规模不小,如同地下长城,固若金汤。将来一旦需要,日本天皇陛下也要到那里去。
最后山田乙三强调说:考虑到时间紧迫,皇帝应尽快收拾行装,立即出发。
这一突如其来的军事命令,又是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向溥仪宣布的,使溥仪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需要弄明白的。当傀儡的,从来就是要听主子的。
溥仪原以为,日本皇室会对他有个妥善的安排,这也是他一贯忠诚日本天皇应该得到的回报。但万没想到,一道日本命令,就要送他到深山谷底去逃难。他有些茫茫不知所措。
溥仪在其惶恐之余,又再三掂量了一下他面临的战争形势和他自己的失落处境,他还得意地认为,远离战场不是坏事,还有可能在通化和日本天皇会面。最后,他依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命运、前景,牢牢地和日本皇室绑在一起,愿和日本皇室共同克服来自北方的压力。
当然,多疑的溥仪对日本军方的安排,也不是毫无戒心的。戒心何用?他自己的命运早已攥在日本人手里,如不从命,只能是自寻死路。可是,倘若日本战败,自己岂不是跟着日本往死路上走吗?但他考虑到在伪满洲国那些年,没干什么好事,还曾为日本侵华势力欢呼助威,罪不可恕,已经没有弯子可转了。事到如今,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南下“无门”、北上“无路”,与其说留在长春不走,让东北老百姓打死,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听从日本关东军司令的一切安排。
于是溥仪连夜将多年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装在几个箱子里,准备离宫。
兵败如山倒。此时,皇宫之内,已经乱成一团。除少数禁卫军外,全部日本人拉家带口离开了皇宫。宫廷里的一批大官,除少数无处藏身的,大部分都已溜走。也有不少人表示要在宫内留守,实际上,在溥仪离宫的时候,他们早已逃之夭夭。
为便于出逃,皇后、贵人、溥杰夫妇、溥仪的妹妹、妹夫、几个格格和侍从佣人,在溥仪离开皇宫之前,先行去了火车站,并登上了溃逃的专列。
夜至11时半,溥仪才从宫内退出。他和往常一样,仍然乘上他那辆皇帝特用的红色大轿汽车。另有三辆大型汽车随同护驾,一起直奔火车站。
溥仪一行登上了列车最后一节“展望车”时,列车开始动,直奔通化。
往常,溥仪乘坐的是红色专列,并挂上一节展望车厢。在登车之前,要有三军武装仪仗队送行,还要有军乐队伴奏助兴。而今这列溃逃的火车,不是红色专列,而是普通的硬座列车。而且,车上车下一片狼藉。站台上和列车上全是日本人。孩子哭,大人叫,一派逃命景象。这时,溥仪才感到有些害怕,似乎末日即将来临。
火车到达通化之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为稳定溥仪情绪,特到“展望车”厢内给溥仪打气。山田跟溥仪说:日本皇军在北满正和苏联入侵军队进行着激烈战斗,而且皇军已经取得了赫赫战果。他还向溥仪通告说:为了皇帝一行的安全,火车在通化稍停后,立即开往临江县大栗子沟去。
临江县大栗子沟确实是一个十分安全的战时避难所。此地南临鸭绿江,三面有青山环绕,地面宽阔,空气清新。山下一排排崭新的平房住宅,整齐素雅,设备齐全,却都空无一人,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选定此地,成立皇帝的临时“行宫”,安营扎寨,再好不过。至于这些房屋和设施,是供日本侵略者干什么用的?这帮皇室人员,谁也没有兴趣过问,谁也问不到。
秋风秋雨,气氛凄凄,溥仪心里的想法很复杂。他踌躇、忧郁、徘徊。这次离开皇宫,他所遇到的苦和难,都可以从容地挺过去。但在大势已去、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他拿不定主意,七上八下的猜疑,使他有些挺不住了。如今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只丧家之犬,在中国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怜悯他的人。而日本王室还会管他吗?一个毫无代表性、被历史淘汰的人物,还有谁会多看他一眼。他很悲观。
溥仪睡过一夜之后,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使他又从一个难以稳定的情绪中,出现了点可以寄托的希望。他看到日本关东军的陪同和日本警卫,对他仍然十分恭敬,使他又觉得日本对他,并没有因为战争失利而三心二意。于是,他便自认为,日本还是要用他的。他便决心,不动声色地走一步、看一步。
一种莫名其妙的幻想,使溥仪由悲观转为乐观。
两天之后,即8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陛下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受日本支持的满洲国已将不复存在。为此,一、皇帝溥仪应立即颁发一份退位诏书;二、溥仪皇帝一行立即安排乘飞机去日本东京。
溥仪听后,吃惊之余,觉得日本还没对他置之不顾,他立即向东方跪倒在地,连声大呼:“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先考。”似乎他没守住江山,在向东方忏悔。
日本已经投降,它作为发动战争的战败国,必然要接受国际法庭的制裁。作为一个被利用的傀儡皇帝,也难逃罪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溥仪依然是茫茫不知所措。宣布退位,并非难事,他已有两次退位的经历。可这次退位和过去的退位不同。如果说过去退位,只要皇上离开紫禁城,谁也不予追究。而今不同的是皇上也犯有战争罪。他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犯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这一罪责,该如何向历史、向人民交待,是溥仪面临的一个想逃脱也逃脱不了的大问题。
逃?逃向何方?这个问题在宫内众臣之间分歧不小。有人表示仍应依靠日本皇室,与其共存;有人盘算着和国民党要员搭上勾,寻找一条巧妙的好出路;有人自知罪孽不小,难逃罪责,只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而溥仪仍然把宝押在日本人身上,多少年来,他听命于日本;事到如今,溥仪想离开日本,也寸步难行,于是,他只能继续听命于日本人的安排。
正当溥仪已经想通,把希望继续寄托在日本身上的时候,日本关东军送来一个通知,要溥仪带少数人,次日动身,经通化乘大飞机,前往日本。
溥仪即将和家人分离,免不了出现一些惜别的悲痛场面,但溥仪仍然十分坦然地认为,去日本,是他的愿望。于是,溥仪便嘱咐家人,条件一旦成熟,他立即会派人来接他们。
当晚,溥仪只整理了一个装有不少金器珠宝首饰的小皮箱,准备随身带走,并嘱咐在大栗子沟的其他金银财宝也将运往日本。
次日,随同溥仪离开大栗子沟的共十三人,计有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溥仪的三个侄子,一个随侍、一个医生。还有包括吉冈安宜在内的四个日本人。他们一行乘火车直往通化机场。
溥仪离开皇宫后,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下,已与外界隔绝。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毫无所知。他对世界大战的总趋势,更是朦朦胧胧。当他们从大栗子沟去通化机场时,包括几个日本人在内,对战局的发展,全都毫不了解。他们只知道,在沈阳将有一架飞往东京的大型客机等着他们。他们为此很高兴,很自豪。
溥仪没有自知之明。他无视大势已去的窘境,还仍然铁了心地听从日本关东军的安排。而且,当他得知日本天皇在东京要见他,又受宠若惊。其实,有谁还会看得起你这个傀儡皇帝,不仅战胜国对他十分藐视,连日本朝野也不会把他当人看。
随行的几个日本关东军也都不识时务。他们满以为,以护送溥仪为由,可以逃避战争的罪责,早日回国,免得被战胜国打死或俘虏。实际上,他们早已成为丧家之犬,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不论是傀儡皇帝,还是丧家之犬,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国土地上的一群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这两撮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是,尽快飞去沈阳,换上大飞机,飞往东京。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沈阳机场在几天前,就已被苏联军队占领。
溥仪等人在大栗子沟接到要他们到沈阳换大飞机去日本的通知,只不过是苏军和日本战俘将领达成的一个协议,设圈套把溥仪等人从山沟里引出来的一个手段。
溥仪一行飞到沈阳机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是,静静的停机坪上,有大量的苏联军用飞机,排列有序,已经看不到一个日本子。不多时,从候机室走来了两个苏联军官,并登进机舱,向溥仪等人下命令说,要全体乘员都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
这时,溥仪才醒悟,换飞机去日本是假,变成苏军的俘虏是真。
溥仪等人被押送到候机室,谁也不知道,苏联军方将对他们如何发落。不多时,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苏联将军由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室。
这位苏联将军威风凛凛,却又随和地通过翻译说:“我奉命将把溥仪一行人送往苏联。”
这时,一位日本关东军头目大胆说:“我们和溥仪等人要回日本去复命。”
对此,这位苏联将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这道军令,使溥仪想起当年冯玉祥给他下的军令。那道冯氏军令,只不过是自己被撵出紫禁城,还允许自己去选择一个住处。而今苏联的这道军令,却意味着,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时,溥仪才感觉到,已经没有退路了。原来去东京的设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国外找个地方隐居的设想,也成了问题。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阶下囚?还是和日本战犯一样流放北疆,还是杀头?他自己也弄不清。为此,他深感沮丧。
没有多长时间,苏军将四个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仪、溥杰等人专乘一架飞机,直飞苏联边城赤塔。
从此,溥仪等人在苏联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溥仪他们才有机会被引渡回国。
我和陆曦把溥仪和溥杰等人引渡回国后,立即把他们送往抚顺。虽说我们的引渡任务已经完成,但对溥仪等人刚开始的这段崭新生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转报的材料,一直在不断地密切注意观察。
对溥仪等人的教育和改造,应该算是在思想领域中,新旧思想,进步和反动思想的一番大斗争、大革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组织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谁都知道,思想最反动、最落后、最反共的,莫过于日本侵华将领、莫过于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仪等人。如果这些思想落后、反动的人,真的能够转变思想,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认识、有思想的新人,确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这么令人惊奇。首先,溥仪、溥杰等人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到抚顺的时候,溥仪等这批伪满洲国战俘,也有不少牢骚。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有人埋怨自己投错娘胎,而溥仪则属于后者。溥仪不时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该让他当皇帝。溥仪说,由于他自幼就当皇帝,则弄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初,溥仪自认为智商不差,不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杰差。他当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个不通风的罐子里,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不需要学。任何事都会有别人替他去办。从而他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不懂。别人为了维护皇上的权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于是,他只能长期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会知识和生存能力,已和溥杰拉开了距离,已远远地落在他胞弟的后面。
溥仪被俘到苏联后,当他的侍从全离开他的时候,他“傻了”。他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其实,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把自己摆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会、不懂,也不足为奇。他一辈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谁也不会怀疑皇上不会这不会那。他一旦运气不顺,变成了阶下囚,可就露馅了。这样的事实,世上何止溥仪一人。可以这么说吧,能当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颂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维、机智和能力上都超过常人的人。
抚顺五年的学习与改造,使溥仪从个人生活到思想觉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后期的学习考察和参观访问,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使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国、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认识到自己投敌卖国、给祖国造成的伤害,对中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仪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厉害,他就更加自责,有时,他也感到自己有些无地自容。
抚顺战俘管理所不时地组织溥仪等人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访问。但是,溥仪每次出去,都有些胆怯,不大愿意出门。每当参观队伍来到工人中间或进入农民家庭时,溥仪总是躲在后边,不敢向前靠。甚至,溥仪还担心,一旦被老百姓认出他是溥仪,就会带来杀身大祸,说不定会被老百姓碎尸万段。
有一次,溥仪等人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访问,由于主人的谈话诚恳感人,使溥仪实在没有办法再掩饰自己了,实在没有办法隐藏自己了。
这家农民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大娘。
刘大娘一见来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很大方地把溥仪等人迎进了新盖的北房。
北房的布局整洁清爽,朴实大方。南窗下是个大火炕。炕上摆了一个新油漆的小饭桌,西墙根下放了一个立地式长柜。柜面上摆着一个用玻璃罩着的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边座立一个漂亮的圆口瓷花瓶。
陪同溥仪等人来的村干部向刘大娘介绍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想看看农民的生活,你给他们说说吧!”
刘大娘也不问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她认为,既然是村干部介绍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城里来的干部。她便毫无顾虑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她说:“我家七口人。这几年,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在中学念书。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务农。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别。在伪满洲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饭吃,过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是先天性残废,像个小狗似的活着,乡亲们谁见到他,谁都心酸。
“在伪满洲国时代,我们家种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后,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我们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给的橡子面。那时,如果在谁家里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经济犯’论处。这类‘经济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难活着回来,九死一生。如果被伪满警察抓去,也要被打个半死。因此,我们只能靠吃橡子面过日子,靠到外边去乞讨混日子。
“说实在的,生活再艰难再苦,我们也不怕,我们也还能忍受;我们最怕的是,日本鬼子来抓劳工。我老头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一去没回来……(刘大娘一面说,一面擦着流下的眼泪)。说也是,我们这村里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没有谁能活着回来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穷人可真的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啦。我们分到了土地,盖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发愁了。不仅如此,新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这个残废儿子,以前不如一条狗,现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里当了个记账员,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和正常人一样,受人尊重了。”
刘大娘一面说,一面顺手拉开了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刘大娘的儿子在旁边笑着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刘大娘立刻反驳过来说:“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倒想问问你,你在‘康德’那年头,看到过吗?”
刘大娘和儿子的对话,深深震动了溥仪的心。一种无法回避的忏悔和负罪感,在溥仪的脑子里折腾个没完。
溥仪当初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当年的康德皇帝,只不过是想逃过人家的指责和臭骂,只不过是自己还没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脸,去认错、认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涂地瞒过刘大娘,不向刘大娘认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饶恕”的。
于是,溥仪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刘大娘的跟前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接着几个伪满洲国的大臣和将官都立起身来说:
“我是那个下令抓劳工的伪勤劳部的大臣,我有罪……”
“我是搞粮谷运出的兴农部大臣,我向您请罪……”
“我是给日本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我有罪……”
刘大娘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来她家访问的,就是老百姓破口大骂的溥仪,就是投靠日本、为虎作伥、让东北人当牛做马、做亡国奴的小皇上。由于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有多少老百姓死于非命,有多少老百姓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而这个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卖国皇上,却仍然自由自在地活着,实在是天理不公。家仇、国仇、民族仇使刘大娘无法咽下这口冤气。如果当时,她拿起菜刀,砍死几个伪大臣,谁也无可指责。但刘大娘毕竟是受过新中国教育的新农民。她压着自己的怒火,转身跑到了屋外,便嚎声大哭了起来,她还哭喊着:“真是冤家路窄,杀人犯怎么来到了我家!”
刘大娘哭了一阵之后,在大儿子的劝阻下,她又回到了屋内。她看了看村干部,又看了看头也不敢抬的溥仪,她心也软了。她只好擦了擦眼泪,叹了一口气,很不情愿地把这口杀夫之仇的怨气咽了下去。
最后,刘大娘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她见溥仪还在低着头,便说,“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刘大娘这句感人肺腑的话,使溥仪和几个大臣都放声大哭了起来。
这时,当记账员的残废儿子说话了,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只是我妈不知道。毛主席说,大多数战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是可以原谅你们的!”
刘大娘母子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新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宽大胸怀,使溥仪深受教育。
溥仪自感一生计较得失,不断发誓要复辟、要报仇,远不如一个农民,竟有如此非凡的气度。
20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溥杰就他们在抚顺进行思想改造一事,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同溥杰多有接触),他说:“理论学习,固然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当年安排我们到工厂、农村去参观访问,所看到的事实,对我们的启发教育更大。”他还说:“每个人,包括日本战俘,通过参观访问,具体地看到了日本入侵在中国造成的灾难,看到了人民解放后的新面貌。”同时,通过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了、听到了许多用血和泪谱写的历史故事。而且,这些历史故事常常会使那些极为反华、极为顽固的战犯为之震撼,受到触动,不得不低头认罪。
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东北南满有一个村镇,位于抚顺露天煤矿大坑以东。这个村镇的名字叫平顶山,居住有一千多户人家。
1933年,在平顶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杀人惨案。
日本侵略军占据东北之后,为加强其殖民主义统治,采取铁蹄征服的办法,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
这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出现,他们以打游击的形式,出击了日本侵略军,当场就击毙了日军扬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侵略军,并烧掉了日本侵略军的仓库。
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以搜索抗日军队为名,实乃为日本侵略军的损失进行报复,派出了六个小队,死死地包围了平顶山。约有两百多日本侵略军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地、把平顶山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出家门,然后又一个不留地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了山坡上。等三千多老百姓全部聚齐时,日本侵略军队长一声令下,日本鬼子用六挺机枪,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野蛮扫射。刹那之间,三千多平民百姓都倒在了血泊里。这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用机枪反复扫射,还不放心,又端起刺刀,挨着个地又扎了一遍。
第三天,这些没有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带了不少炸药和工具,又回到死尸遍地的平顶山坡。他们为了毁尸灭迹,竟采取了用炸山、用炮轰崩山的办法,把全部尸体用山土掩盖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用汽油把平顶山老百姓的六七百栋房子全部烧光。最后,日本侵略军又把这片山坡,用铁丝网封锁了起来,不准外人靠近。接着,日本鬼子又向周围各村发出布告,声称:谁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的全家都要处死。
三千多中国老百姓全被日本机枪扫死,又用刺刀扎了一遍,老百姓的房子也被化为灰烬,平顶山可真的已被日本人平了。已经不可能还会有人生还,更不可能有什么高人会逃此劫难。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离奇,这样令人意外。真的就有人从死神那里挣脱了出来。
有一个名叫方素荣的五岁女孩,她从血泊里爬了出来,并被一个过路的残废老矿工救走。
27年之后,方素荣已长大成人。她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之一,也是日本人在平顶山欠下这笔血债的一个见证人。
受尽人间苦难的方素荣,经历了日本侵略集团的垮台和投降,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她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代里,在乡亲们的扶养和关怀下,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干部。在50年代末,方素荣已出任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所长,从事矿上的福利工作。
一天,一批经过思想改造和认罪的日本战犯,有组织地来到抚顺露天煤矿参观。当他们参观到煤矿的福利事业的时候,很自然地来到了方素荣所领导的托儿所。
当这批日本战犯来到托儿所的时候,方素荣不愿意出面接待,有意回避这些日本战犯。
出自对外礼貌上的需要,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如实地向这些来访的日本战犯做了解释,说:“对不起,我们没安排所长出面接待你们,因为她本人就是平顶山人,她是日本侵略者血染平顶山的幸存者。我们不愿意安排让她和你们见面,是不愿意让她再受刺激。”
这些日本战犯听到方素荣的遭遇后,都深深感到,他们在中国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后来,他们考虑到,不当面向侵华战争的受害人表示认罪和歉意,是无法告慰受害者的亡灵,也是无法平静自己内心的愧疚。于是,他们对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些日本人是有罪的。我们诚恳希望能见到方所长,很想当面向方所长表示谢罪,并通过方所长,向每个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灾难的中国人,表示谢罪。”
接着又有一个日本战犯补充说:“我们已经认识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有罪的,平顶山坡的野蛮屠杀,是有罪的。我们是认罪的日本军人,我们恳求方所长,抽出一点时间,出来见见我们。”
这位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将这些日本战犯的要求和他们的诚恳态度告诉了方素荣。
方素荣听后,有些为难。她本来就不愿再见到杀她全家的仇人、刽子手,因为她一见到仇人,就会想起她的爷爷、她的妈妈和弟弟。每想起平顶山的往事,她就有些受不了,就要流眼泪。但是,她又想,她已经是机关干部,气量也不能永远如此狭隘。经再三考虑,她对该工作人员说:“为了工作需要,我只能见他们一下。”
全体来托儿所的日本战犯见到方素荣,二话没说,都立即立正向方鞠九十度的大躬,有的战犯连鞠三躬,以表示认罪、谢罪。
方素荣和每个受害的中国人一样,见到她全家的杀人凶手,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气愤极了。如果她手中有枪,当场把这些战犯全部打死,也不为过;如果她手中有条皮鞭,当场向每个战犯身上抽上几十鞭,也难消三千多乡亲含冤惨死的仇恨。然而,这天,方素荣面对这些低头认罪的战犯,她忍住了。同时,她也联想到这些日本人,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她的心又软了下来。方只说了声:“你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这里留下的罪孽太大了。我们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你们这些肯认罪的日本人,我们也只能另眼看待了。”
这些战犯一再请求,请方素荣向他们讲讲1933年的她的这段悲惨经历。
方素荣为了不使这些日本人忘记这笔血债,也为了不让这些日本人怀疑这件历史惨案,她答应了这些战犯的要求,她忍住内心的悲痛,向他们讲了一下,27年前她所亲身经历的这场灾难。
“那年的一个冷飕飕的上午,全村的人都被日本兵从家赶出来。家里不准留人。日本人把我们往山坡上赶。我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我弟弟。小弟弟不满两岁,还不会说话。我们几个人的前前后后都是邻居。鬼子兵和汉奸们吆喝着说,要到山坡上给大家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
爷爷给了我一个刚做好的风车,又嘱咐我别问了,别问了……爷爷好像感觉到什么似的,他那又大又硬的老手,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方素荣说着,就已经泣不成声。
五岁的方素荣就这样被爷爷领着,和守寡的妈妈、还有在妈妈怀里的小弟弟,随着全村的人,来到了平顶山山坡上。
日本鬼子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小孙女方素荣压在身子底下。小方还没哭出声,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推推爷爷,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弟弟也找不到了。我一看山坡四周的人都躺在地上不动、也不说话了。我害怕!我很怕。我有气无力地叫了几声妈妈,也没有人理我。当时,我想回村找妈妈。于是,我忍着全身的伤痛(有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和害怕,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
“我抬头一看,村子已经被烧光了,还在冒着青烟。我吓坏了。村子已经没了。妈妈也找不到了。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很怕。我只好趴在高粱茬地边,用手捂着脸,在发抖。
“就在这天夜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个老爷爷把我抱了起来,又把我裹在他的破袄里。这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昏睡了过去。”
老爷爷是个老矿工,在矿里受日本人的剥削和压榨、受苦受罪,不得温饱。不仅如此,他还在矿里受了工伤,变成了残废。因为他失去了劳动力,而被日本人赶出了煤矿。这位老爷爷为了生活,只得靠卖香烟混日子。
在日本鬼子洗劫平顶山村的这天夜里,老爷爷在高粱地边上,发现了方素荣。一种恻隐之心和怀着对日本侵略军的深仇大恨,决心要救出这个死里逃生的小姑娘。
老爷爷把小姑娘悄悄地抱到了工人单身集体住的大房子里,并偷偷地把她装进一个破麻袋里,放在自己睡觉位置的旁边。
这间大房子里,地上睡满了人。老爷爷的位置是在地头的一个角落。
老爷爷把藏小方姑娘的麻袋紧紧地靠在边上,以便让她安稳地睡一觉,先休息一下再说。
这麻袋包白天堆在一边,好像工人用来存放破烂杂物的,没有人理会它。晚上,工人们都睡觉之后,老爷爷就偷偷地喂小方姑娘吃喝。
老爷爷这样藏着小方姑娘,不是办法,也不能持久,况且,小方姑娘的伤口还在发痛。这样藏下去,孩子的伤口得不到清洗,得不到敷药,会出问题的。老爷爷无奈,只好设法把小方姑娘转移。
当老爷爷从小方姑娘嘴里得知,她有个舅舅,住在不远的一个村里。于是老爷爷作出一个要搬家的模样,用扁担一头挑着麻袋包,一头挑着卖香烟的木箱子,离开了工人的大房子,并混过了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把小方姑娘送到了她舅舅家。
方素荣稍微休息之后,又接着对这批日本战犯说:“当时,我舅舅也不敢把我放在家里,只好把我藏在野外的草堆里。舅舅每天夜里,给我送吃的喝的,给我调理伤口。”
天气渐渐冷了。一旦下雪,小方姑娘再躺在草堆里,就难以活下去。
方素荣接着说:“舅舅看我精神和伤口已有好转,就把我抱出了草堆,又把我送到了更远的一个村的亲戚家里。我就在这亲戚家里,改名换姓,作为人家的孩子,才活了下来。
“我所住的这家亲戚,也很穷,但他们都待我很好。他们全家人都可怜我这无家可归的、没爹没娘的穷孩子。尽管我还能平平稳稳地活下去,但我一直很想我妈妈和爷爷。
“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也一天天地长大了。因为想妈妈,我经常偷偷地跑到平顶山的山坡处去看妈妈和爷爷……
“我每次一到山坡,就大声叫妈妈呀!妈妈!你在哪里呀?快来看看我呀!我想你呀!妈妈!也想我弟弟呀,你们怎么就不要我啦?我想妈妈呀!……我每去一次都要大哭一场。等我跑了很远的路回到家时,我的一双小眼还都是红红肿肿的。”方素荣说到这里,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嚎声大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有几个日本战犯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方素荣稍微镇静之后说:“我们这里一解放,人民政府就找到了我,并为我安排了食、宿和学习。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渐渐长大成人的。
“几年之后,我便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参加了革命工作,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由于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不仅仅获得了抚顺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而且还被任命为抚顺煤矿托儿所所长。”
方素荣又接着说:“我们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忙着搞建设,早已把历史上的苦难遭遇都放在一边,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忘了日本侵华造成的那段悲惨历史;不等于我们可以和日本无条件地握手言和了;也不等于你们这些战犯就可以把自己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一笔勾销了。
“说句公平的话,你们这些战犯在中国死一百次,也抵偿不了在中国犯下的罪孽。”
方素荣说到这里,一种无法抑制的仇恨和义愤,油然而生,她脱口而出说:“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战犯,我把你们一口一口都咬死,也不解恨。可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而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
方素荣讲出了中国人的伟大气度,也深深地打动这些日本战犯的心灵。
这些战犯,被方素荣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羞愧、悔恨的眼泪。他们又哭了,还哭出了声,并在方素荣的面前跪倒,要求方惩罚他们,要求中国政府惩罚他们。
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会上以及在法庭上,一些日本战犯纷纷自动交待他们的罪行,并要求以死抵罪。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头目,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两个人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们二人秉承日本当局的要求,以伪满洲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三省的掠夺和统治。
古海忠之在大会上,具体交待出,有关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有关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计划”;有关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他还交待出,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
同时,古海忠之还沉痛地交待了他在中国的杀人事实。他1944年从东北各县征用了15000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力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6000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致死的有1700人。
古海忠之在审判庭上,对起诉书上所列各项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四次低头,两次流泪。法庭叫他对溥仪的作证发言、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眼泪说:“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古海忠之在法庭宣判前,说了几句“最后陈述”的话,他说:
“在中国东北各地,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武部六藏被苏联移交来华时,就有病,到抚顺不久,就瘫痪在床,一躺就是四年。战犯管理所派护理员焦桂兰来照顾武部六藏。由于武部六藏卧床不起,既要让他活下去,又要为他治病,于是就累坏了焦桂兰。
焦桂兰每天都要给武部六藏喂水、喂饭、喂药,要为他洗脸、刷牙、擦身、按摩、定时理发。致使武部六藏和正常人一样,没受过罪,却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护理和关照。因而,武部六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几年来没生过褥疮,没生过其他大病,反而养得很精神。
然而,焦桂兰由于一心一意地照护武部六藏,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家,连自己在幼儿园的孩子,也不能准时去接。
焦桂兰的无私工作,深深地感动了武部六藏。
武部六藏回国的时候,焦桂兰一直把他送到停泊在天津港的船上,并亲自把他交给他的夫人武部鸽子。
当武部六藏向妻子讲述焦桂兰对他的照顾时,他紧握焦的手,嚎啕大哭。这时,武部鸽子也抱着焦放声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诉的300余名日本战犯,被遣送经海路回国。他们在到达日本码头、下船时,立即向全日本国发表了一个联名的《告日本人民书》。告人民书写道:“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民驱向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那里去!”
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获得了真理,并被唤起了良知。回日本后,他们都成了懂事、能干、善良的日本国民。他们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干,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为社会上宣传“日中友好”的活跃分子。他们当中有个叫涿越正男的,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这段历史,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个叫“真理子”,一个叫“友好”。
还有一位母亲,当听到被释放回来的儿子讲述十多年的在华生活后,她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儿子告诉了她。她当即发现自己的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把双脚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了个头,把头朝着北京,她说:那里是真理与希望。
溥仪等人和日本战犯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转变,除个人学习和自我改造外,还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
其一,政府的宽宏大度的方针政策,在战俘、战犯的心灵里,引起了震荡。
1950年,政务院总理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战俘供给标准报告上批示,将级及相当的文官应给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文职官员应给以中灶待遇;尉级人员大灶待遇。使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教育改造。同时,总理还交待对这批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意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审理后,他们又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
毛泽东对这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关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吃得好,休息得好。为了使他们更有效地学习和改造,还请有关方面官员向他们作报告,讲讲学习、改造和人生观转变等问题;还组织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以活跃他们的生活;还允许他们的亲人来抚顺探亲;并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五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愿意,可以允许同居;还规定他们到抚顺时的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统一保管,俟他们离开抚顺时,均如数、不受损坏地还给他们一一带走。
以上这些方针和具体安排,使这批战犯深受教育,深为感动。
其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这批战犯、战俘的影响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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