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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道,统合为本

发布时间:2020-01-08 01:11:29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话题从一个“权”字说起,确切地说是从“权利”与“权力”这两个词说起。这两个词如果搞清楚了,不敢说全部,但这个世界的基本轮廓,也就差不多可以看清楚了。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权利”与“权力”:你去做你喜欢的事,这叫作“权利”;你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的事,这叫作“权力”。放到国际范围之内,拥有足够多的“权力”保障自己实现最大限度“权利”的,就叫作强国,而将此做到极致的,一般则被称为“帝国”。
“权利”无须多说,说到“利”你自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关键是你是否有能实现它的力量。给“权力”来分个类别--权力远不是印章和红头文件那么简单。先来做这么一道题:问怎么能让猫吃辣椒呢?方法一:摁住猫,硬塞进它嘴里去;方法二:如果那只猫比较能折腾的话,把辣椒裹在里,骗猫吃下去;方法三:又如果那只猫还很聪明,不吃加了料的鱼,那索性就把辣椒面涂到猫屁股上,然后它自己就不得不用舌头舔干净。
让猫吃辣椒,也就是让它做不喜欢的事情。把这个题放到这三四百年来的国际社会,第一种方法,对应的就是暴力权,放到国际问题上指的就是你的军事力量,这个基本就是硬碰硬的路线,简单、直接、粗暴但短期内非常有效;第二种方法,我们叫它制意识形态权,人肯定是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的,如果一件事情符合他所信的东西,那么即便一件事长远看有悖于他的国家以及他本人的实际利益,很多人也依然会去做的,在他们的头脑中对此根本不会存在逻辑思考的问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此行事的人中,多数恰恰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看似有些文化素养的所谓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方法,在现实中对应的则是经济权,在近、现代社会,准确地说是资(本) 权--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资源的分配问题,在工业时代尤为如此,而它也是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国际博弈中,一个弱国面对一个帝国的经济控制权,它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若干“坏选项”中选一个看上去相对不那么坏的,就像猫必须舔掉涂在屁股上的辣椒面一样。
国家间的博弈说到底靠的就是这“三权”,而在一国内部其实存在同样的“三权”--政权(暴力权 )、意识形态权和经济控制权。帝国必然意味着强大,而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首先不是看在它的疆域内堆积了多少资源和财富,而是看这个国家“三权”的整合度是否高--三权是互为依托的乘法关系,高度整合,则意味着强大的行动力,一旦拆散了,必然成为互相拆台的除法模式。
有如教科书里所说的那样,人类的近代史始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而第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则是英国。刨除之间作为过渡阶段的数百年以外,在此之前的近千年的中世纪,也就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整个欧洲别说是帝国,即便是要在本区域内选出一个可以鹤立鸡群的国家都难。按理说从文明角度说,整个欧洲应该算作是一个单独的文化圈子,和我们的中华文化圈应该是同一个层级的概念--所以你在欧洲如果看到不少人能说几国语言根本不用觉得惊奇,他们几国语言之间的差别远小于英语和汉语的差别,中国国内经常走南闯北的人同样会说几种方言(不过欧洲并没有经历过“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彼此之间的语言差别比之中国各个地方之间还是要大得多 )。
这里说些题外话:从政治疆域而论,欧洲的“国”理论上说和中国人概念里的诸侯国是一个级别,欧洲的君主绝大多数都只称为“王”,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历史上称“帝”的,除了罗马时代的恺撒,还有就是拿破仑,因为他差一点就一统欧洲做了“欧始皇”,另一个则是德国的威廉一世。“二战”时纳粹德国自称为“第三帝国”,“称帝”自然是要统一天下的,“第一帝国”自然是神圣罗马帝国,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法也就是欧洲人公认的正朔;第二帝国是指威廉一世时代的德国,也就是说德国打那个时候开始,就继承了欧洲的“正朔”,而这也就是纳粹德国统一欧洲的依据所在。除此以外,俄国君主一直自称沙皇(“沙皇”这个词其实就是俄语中的“恺撒” ),说到底也是在标榜自己是罗马帝国这个“正朔”的继承者。而从文化上来看,西欧人看俄国人差不多就是春秋时代中原诸侯国看楚国的感觉,俄国人这个举动其实也有较劲儿的意思。中国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国君通常都称某某公、某某侯的时候,楚人就自称为王--既然你们视我为蛮夷,那我就干脆自称为王,在位置上要压过你们这些公、侯、伯、子、男。我们总爱说东西方之间的区别,其实去掉表皮,内核部分多数都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大伙玩的都是政治、经济、军事这几样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几样东西的原理是不会变的。
问题是我们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大争之世之后,最终迎来的是华夏归为一统,虽然后世依旧数度分裂,但国家统一的基础已经打下来了,怎么折腾最终都肯定要折腾回大一统状态。可欧洲打中世纪开始一直到如今,都还没跑出中国的战国阶段。历史上的德皇也好、沙皇也好,包括拿破仑也一样,他们那个“皇帝”本质上和中国历史上王世充、陈友谅之类的枭雄所称的“皇帝”是一回事,称帝主要就是表明一下正统,振奋一下人心,但老天爷肯定不能因为谁称帝了就把统一好的天下送给他。到了现在,理论上说有了欧洲议会,但其实谁都知道那里最主要的用处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塞在国内混不下去的过气政客的体面的回收站(所以欧洲议会常常搞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议案) 。
为何会如此呢?还是要从前面的“三权”之说来说:我们说欧洲只有“王”没有“帝”,其实说的是没有我们概念中的皇帝,但是自黑暗时代开始,整个欧洲头上却还一直顶着一个“教皇”--西方政治和中国政治在古代最大的区别,恐怕就在于他们是君权、神权二元制,而我们压根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多数中国人很难对教会对欧洲政治、经济的影响有多少感性认识。我们的历史上只有商代是拜神的,自周开始,中国人就变成了拜祖先,遵循的是一个纲领性的“礼”,而不是具体的教义。对于神鬼,中国的文化上与其说是拜,不如说是敬--敬而远之。官方层面,一直敬的是非常抽象的天,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没谁说自个是如来佛或者玉皇大帝派下来的。老百姓虽然为了升官发财、生儿子会去求神拜佛,但我们的文化中并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谁是谁分得特别清楚的成体系的神话,管你什么佛家、道家还是别的什么教,能给我“办事”我就拜,事办完了咱就拜拜(先许愿完事还愿,谁敢说中国没约精神,这合同都已经签到神仙那去了 )。即便是目不识丁的黔首也极少谈得上对什么宗教真正地笃信,前脚拜完佛后脚进道观对我们来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人其实最不缺的就是实用主义。
但同样的事情放在欧洲,即便是现在,也是难以想象的,放在中世纪这么干,绝对是要闹出人命的。不要说是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间数百年来彼此杀的血流成河,对欧洲人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即便到了近现代,许多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绝对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其实也是信上帝的,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个世界。另一个例子便是感恩节,有的人也许会奇怪,美国人的老祖宗接受了印第安人的恩惠,然后把人家赶尽杀绝,接着又搞这么个节日出来,这思维方式也太奇特了。其实人家感的是“上帝之恩”,再直白点说,不管这个恩惠来自于谁,在他们看来这皆是上帝的恩惠,而他们是上帝的信徒,理所应当接受(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感恩”其实是忘恩 ),至于真正的施恩者在这之间的性质其实就如同盛放食物的托盘一样,谁会对一个托盘说谢谢呢?这其实就是当时欧洲人普遍的思维模式,由此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宗教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而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设立的“支部”,其权力之大同样是不难想象的。
西方有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实这里说的“恺撒”是指印在金币上的那个“恺撒”。这句话的由来是这样的:教民要进教堂和上帝他老人家亲切交谈是要给教堂钱的,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布施,但不同的是,官方发行的印有恺撒头像的金币一进教堂人家是不认的,你必须用教会发行的另一种金币,所以才有“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样的说法。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教会靠控制意识形态权进一步地获得了部分铸币权……
如此一来,古代欧洲的政治生态就是暴力权分散掌握在众多国王和领主手里,意识形态权则比较集中地掌握在教会手里,而作为农耕时代经济基础的土地,则为教会和国王、领主们所分而据有。如此一来,单个的国王在面对教会的时候,其实就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欧洲王权的合法性必须需要教会承认才有保障,而教会为了保证不出现足够强大的君权来和教会手里的神权分庭抗礼,自然也会利用自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想方设法避免欧洲出现过于强大的王国,与此同时,教会自身也在不断分裂,这种态势下,当时的欧洲出不了像样的国家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而同时期古代中国就要简单多了,自周开始我们对神鬼就是只敬不信,中国老百姓会为了某个具体的原因去信教,但极少会为宗教而活,也就发展不出西方那种形式的一神教,外来宗教在这片土地上也难成气候。不管平时拜哪尊神,老百姓最终敬仰的还是天,是天道。而皇权就是天的唯一代表,因此中国古代帝王起码说暴力权和意识形态权在大部分时候是不可能出现分裂的,中央政府唯一要处理的就是一个对经济资源的统合,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代强盛的帝国基本也就没跑了。
后来欧洲的逐步强盛,我们总说是在重商主义下资本力量不断壮大所带来的。可这就好比哺乳动物最终统治了地球一样,前提首先得是恐龙灭亡了,如此,最初如耗子般大小的哺乳动物才能有出头之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大前提是经过黑死病之后,人们对教会的信任开始出现松动--瘟疫一来教士们照样也得死,之后的文艺复兴打破了教会对于文化的垄断,民智得以开--中世纪时甚至很多国王和领主都是不识字的,识字的基本都是教士。如此一来,教会对欧洲的控制力开始逐渐下降,整个欧洲的权力架构随之发生了变化,最初神权-君权-平民……的金字塔结构开始松动,最终原本凌驾于君权、商权之上的神权被拉了下来,大伙站在了一个平面上,至此欧洲各国的权力结构变成了神权、君权、商权三个权力相互依托的三足之鼎。而对于欧洲内部的各个邦国而言,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国家内部“三权”开始逐步统合,像英国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英王便同时是英国的宗教领袖,君权和神权统一在了一起(理论上说英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如此一来,要成为一个强国,下一步需要统合的就是商权了。
一提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先联想到的就是“君主立宪制”,而所谓君主立宪,字面理解就是君主将实权交与议会,自己去做国家的形象代言人。也就是说,一般的理解是:英国是通过分权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进而成了日不落帝国。不过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还得从“三权”说起。
看西方历史,首先一点就是不要拿我们的皇汉武来套他们的国王(事实上如此强势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是异数,我国的多数帝王其实也比较接近虚君制,自秦开始历史上300多个皇帝,老百姓能叫得出来的两只手差不多就能数过来) ,欧洲的国王们对那种集权程度想都不敢想。首先,国王对教会最早近乎臣服--任何国王继位都必须有教皇加冕才有合法性。德国人十分看重的巴巴罗萨国王就曾因为被教会开除教籍而无法继续统治国家,不得不在大雪地里赤脚步行,去祈求教皇的“原谅”,这才恢复了教籍,能够回家接着做国王,文艺复兴以后情况好了一点,但说到底也就是大伙可以相互平视说话了。其次,贵族和国王之间其实是一种“商量着来”的关系,整个邦国就是一个股份制公司--所以把西方的议会理解成一个大号的董事会也不算错。国家的事情,国王相当于董事长,贵族们就是大股东,内阁大臣就是职业经理人,而贵族领地内的一切事务,则是贵族自个儿说了算--我们常说封建制,其实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封建。对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电视剧《大秦帝国》,里面君主和贵族的关系其实就和当时的欧洲诸国差不多。再则是经济权,由于欧洲始终没有形成大一统,各个封建制的邦国内部也缺乏统一性,富商巨贾对国家的影响力远不是同期中国商人能比拟的,非要拿出一个可以比的,估计战国时的吕不韦比较接近--可以通过投资影响一国的政局,只不过西欧的商人更强势,因此也就无须从政,只要做好投资商足矣。
以英国来说,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签署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奠定了民主政体的基础,也打通了英国后面的帝国之路,可事实上,《自由大宪章》的出台背景是当时英国的约翰王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国王企图压缩贵族和教会的权力,于是,贵族、教廷抱成一团一同向国王发难,教皇因诺森三世威胁要开除国王的教籍并停止英格兰一切宗教活动,后者等于把约翰王推到了几乎所有老百姓的对立面。而与此同时,老对头法国人又不失时机也开始进攻英国。因此《自由大宪章》对约翰王而言其实有非常重的“城下之盟”的味道,其中63条条款中大部分都旨在弱化王权,保证贵族们的经济、司法、政治特权以及教会的种种利益,而对平民的利益则并未提及多少--《自由大宪章》第一条就是国王不得侵犯教会的权力,第二条则规定贵族封地世袭罔替。稍稍扯远一点:英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政体基础正是《自由大宪章》。换句话说,他们的这种政体,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对王权的限制机制,能从中获益的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对君主而言家国本是一体,因此从主观上讲,国王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否则民衰国败之后他自己也就跟着完了,所以光限制国王一个并不能维护普通人的利益。后来查理一世被杀掉以后,怀念他的人其实不少,而其中不少人并非是遗老遗少,就是普通的平民,当时不少人都戴一种带盖子的小戒指,国王的肖像就藏在那里面以供人们偷偷怀念--原本这东西都是大大方方做成项链坠子的。这些都是后话,总之就当时而言,原本英王手里也没有太多权力。
前面说过,欧洲一直以来其实都始终处于“战国时代”,别看现在反战运动在西欧搞得异常热闹,事实上在近代欧洲诸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断的相互征伐。战争自然有战争的规律,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打仗归根到底是在拼资源,要有兵员,要有粮食,还要有钱,战争中这些资源必须要集中起来,而它们的所有权原本是分散在几派势力手里的,要集中就有一个谁说了算或者说谁获利最大的问题。在英国,当时的英王查理一世认为自己是国王,当然就应该他说了算,可是议会里的资本家不干了,而碰巧1640年又赶上了英国大饥荒农民大规模暴动,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国王人头落地,英国在“共和”与“复辟”之间拉锯了近半个世纪……最终这场围绕“谁说了算”的革命以1688年光荣革命为标志宣告尘埃落定,最终的产物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君主立宪、议会掌权的政治体制。在当时,要做议会议员必须得是男性且财富达到一定数量,因此议会里基本都是资本家和新贵族,这也就意味着原本议会背后就是经济权,而光荣革命之后,君主手中的暴力权事实上也分到了议会手中,而君主作为世俗和宗教的双重领袖又和议会达成了默契(所以,英国资本家不可能接受任何信天主教的国王,西方天主教徒是要服从教皇的,这等于意识形态权又回到了教廷手中;同样的道理,美国除了肯尼迪以外也再无天主教徒总统 ),这样一来,从国家层面看,英国业已完成了“三权”的统合。
而作为英国人老对头的法国,法国国王比之英王确实要强势,但这个“强”只是相对的强,他手里的权力本质上和英国国王没有区别,只是法国国王对贵族的控制力度更大,而在当时这样的态势反倒更不好办了。从国家层面说,暴力权和经济权同样是掌握在两拨人手里,不同于英国的地方是,在法国这两方算是势均力敌,谁也压不垮谁,那就只能一直耗着了,这样一来,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相对强势的王权反倒阻滞了国家“三权”的统合,雄厚的国力多数都在内部对冲掉了。这最终使得法国在和英国人的斗争中落了下风,进而使得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更加惨烈。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同一时间,差不多就是中国明代的崇祯年间。很多人说,那时的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力干扰(且不说这压根儿做不到 ),没准儿中国也就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强国了。果真如此吗?我们慢慢说来,先来说说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还是从字面来解读:“资本主义”--以“资”为本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必然要有一个主轴来围绕,这个“主轴”就是这里说的“本”。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本”就是资本--从经济上,说一切国家行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资本扩张。前面提出了“三权”之说,放在当时的欧洲就是神权、政权(此时已经不能说是君权了 )、商权三足鼎立,但这里面商权才是“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为了逼一个国家和他们进行贸易而发动战争--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继续解这个词,“资本主义”这个词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说目的,就是上面说的以资为本;另一层则是说条件--不是说有了商业有了公司你就成资本主义了,必须如上面所说,政权、神权(意识形态权) 和商权要能抱成一团,说到底还是一个统合的问题。其实,从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一个权力与资源集成程度提高的过程。
老实说,我们用于历史阶段划分的这几个“名词”实在是有点乱:“奴隶社会”,说的是多数生产者的身份;“封建社会”,说的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模式(注:自秦统一华夏之后,其实王朝的正常状态下中国是不存在西欧那种 封建制的,当然,乱世时事实上的封建那就另说了 );而“资本主义社会”,前面已经说了,是说的社会运行的根本目的所在。从分类学角度说,一个体系下各个类别的划分标准谁和谁都不挨着,这么划分难免会给人的理解造成一些不大不小的困扰。
那么假如统一一下“标准”,那该如何来说呢?罗马时代的西方社会--共和时代也好,帝国时代也好,其实就是一种“贵族本位主义”,区别仅仅在于权力的集成度高低。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居于最核心的是大贵族,稍外围是小贵族,再外层是一般平民,最外层是没有权利可言的奴隶。即便是强势如恺撒那样的人物,如果侵犯到了处于“核心地带”的贵族的利益也照样被杀--恺撒遇刺前,罗马的军事扩张基本已经到头了,他原本准备限制贵族特权、削减贵族的土地、减免平民的房租(注:当时土地和住房主要掌握在贵族手里, 平民只能租住,房租是贵族很大的一块利益,也是当时平民最主要的一块生活成本 )……以这些手段来应对罗马因贫富分化加剧而不断积累的社会危机。
而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从权力集成角度说其实反倒是退化了,它们的社会是“教士与贵族双本位制”,神权非常明确地与政权分开,而且欧洲的诸多世俗政权中无论谁都无力实现大一统,使得暴力权分散在众多国君和领主手中。整个社会除了邦国间相互征伐,基本没什么像样的行动力,也就谈不上发展,而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教士和贵族最终都要压在老百姓身上,使得平民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所以这段历史常被称作黑暗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新贵们可以以复古思想获得多数人的拥护,不是因为罗马、希腊的文化看着比欧洲教会文化高雅,而是老百姓起码可以活得轻松一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前面已经说过了,说白了就是资本家本位制,军、政、商权通过议会制度统合在了一起。相对于松散的封建制社会(贵族本位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以英国殖民印度来说,当时印度正处于莫卧儿王朝末期,国王下面是一帮各自为政的地方豪强(土司、领主 ),国王的军队时不时还得和他们打一仗,打赢了人家就臣服一段时间,打输了就继续逍遥一段时间,而他们所面对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伊丽莎白一世授权他们垄断对印度的贸易 )。东印度公司名义上叫公司,其实是一个小号的军、政、商联合体,在1858年之前,理论上说,印度并非属于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注:1858年东印度公司撤销,改由英国政府“接管”了印度 ),所有对印的殖民步骤都是它们来完成的。光看手里的资源对比,这完全就是老鼠吃大象,可是确实就吃下去了,这就是高度统合的威力。
现在回到本节开头的那个问题,明代的中国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欧诸国从基本架构上说就是完全不同的。与西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与文化疆域是完全重合的,或者可以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与欧洲等同的概念,而不是和英国、法国等同的概念。中国与这个星球上多数文明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此--中国有大一统的政权存在,中华文明的疆界就是政权的疆界,所以中国的政治传统强调的是“天下”而非“国”,不强调血统而重视文化认同--所谓“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注:面对如此广袤的疆域,它的统一只能依靠文明而不能依靠血统。相对应的,过分强调血统,强调民族、种族也必然不利于大一统,更无法扩张自己的文化认同 )。而这一切并非是由于历代帝王将相的雄心才有的。自古以来,中国自然灾害多发,且一直面临来自北方草原部族劫掠的威胁,这两个问题非天下一统不能解决,换句话说,天下不统一则民不得安。欧洲那些邦国放在中国其实也最多就是一个省的大小,以商人的力量自然可以和君权、神权鼎足而立乃至凌驾于后两者之上,而在中国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商”。商人或者说资本天然乐于和政权、意识形态权合作直至彼此融为一体,因为这样更便于获得利润,可是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体量,“商”的合作对象只可能是地方势力和地方政权。因此,如果要在中国比照欧洲那样强调重商主义,搞以“商”为核心的“三权”统合,也就意味着统一的天下将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军、政、商联合体,这将意味着大一统的不复存在,而前面我们说过,对中国而言国家稳定与国家统一是相互挂钩的。
当然,资本主义还有另一种搞法,就是以政权为核心,来统一调动意识形态权和经济权。这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基本上都是这么搞的,从理论上说明清时代的中国也是可以这么搞的--但也仅仅是理论上。按照前面的提法,按理说自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华夏后,中国就应该是一个“君本位制”社会,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为了说得简单点,这里我们不妨类比一下。笔者多少认识一些家族式企业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存在同样的困扰,就是在创业伊始,靠血亲关系带来的凝聚力通常可以使众多困难变得更易于克服,这远不是单打独斗或是几个人合股可以比拟的。而当企业逐步进入稳定阶段时,问题也就随之来了--一来亲情和利益纠缠在一起必然要加剧问题的复杂程度,这个时候“外人”往往比“自家人”要更好处理关系;二来“打天下”终归不同于“坐天下”,创业时期除了必要的素养之外,更多地要倚重于人对大势的判断能力以及面对不确定前景时的决断能力,而问题是运行一个大企业时,更多的是需要专业素养以求企业能够稳定有序运转,而这也必然需要专业人员。出于这两层考虑,家族企业进入成熟期以后往往要引入职业经理人,但问题到此并不会结束,职业经理人的性质决定了这个位置的责与权很难是对等的,权力很大,但需要担得责却相对较小,因此忠诚度就成了问题,搞不好就可能出现董事长被架空的问题,如此就需要引入制衡机制,而这搞不好又会称为公司运行的掣肘因素……应该说,这是一个永远没有最优解的问题,所谓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不断适时调整以求达到动态平衡,除此之外就只能是尽可能壮大企业,这样即便中间出点问题也不至于没有挽回的余地--能够延续数代不出问题的家族企业除了所谓的制度优势之外,通常都会有不小的规模。
而中国古代的帝王家天下,其实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超级大的家族式企业,因此我们上面说到的问题哪一个王朝都会遇到。当打天下变成坐江山之后,皇帝同样没法直接去管理庞大的疆域,而争天下时期崛起的勋贵到此时往往会成为王朝发展的掣肘因素--因为功勋他们要占有大量资源、享有大量特权但未必胜任治天下的工作,无论对君主还是对百姓这都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乎,作为“董事长”的帝王就同样需要引入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这就是士大夫阶层。而至此,国君就始终要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要保证“职业经理人”团队的工作力,又要避免自己被架空,从长远来看这场竞争是绝对不对等的--皇帝只能从子嗣中选接班人,而士大夫则是在全天下最聪明的脑袋中遴选出来的,几代之后皇家很容易就会被弄成了“人傻、钱多”。因此通常而言,王朝中后期国家机器的常态必然是维持尚可,进取无力,因为此时居于权力结构中间层的士大夫集团通常已经将君权架空,从利益上讲,维持现状对他们来说是最合算的,此时君主即便有心做调整也很难推行下去。
这个问题在明朝尤为突出。在万历年间,士大夫集团已经强势到皇帝只能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来对抗的地步--所谓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其实就是君权与士大夫集团博弈的极端反映,28年间明国家机器在皇帝不上朝的状态下还能继续运转本身也证明君权其实已经被架空。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历朝历代的周期律以外,明王朝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信奉儒家的士大夫集团已经开始“教会化”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自南宋以来,儒家的内核从孔子的尊王攘夷已经逐步蜕变成了朱熹的理学。一种东西算科学还是算宗教,根本在于它是否容许质疑,而儒家的理学恰恰是把自身给固化了下来。人们对圣贤的敬仰本质上和西方人敬仰上帝没什么区别,而士大夫集团则正好扮演了教会的角色。而且,孔孟是远比上帝要厉害的存在,一场黑死病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可以让人们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可孔孟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们信仰的是以他们为标志物的理学(而未必是他们本身的思想) 。士子们尊君是因为这是圣贤之道要求的,但君要是不依从圣贤之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譬如皇帝立储不合圣贤之道,大臣们就会和皇帝对着干,事情的导火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道统--究竟是皇权说了算还是“圣贤之道”说了算) 。这几乎就是欧洲式的君权与意识形态权分立,看了前面对西欧的介绍,我们不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
明崇祯年间,随着“阉党”被肃清,代表东南士绅的东林党完全把持了朝政,诚然就一般道德而言,东林党人的确要高过宦官集团,但历史只看大势看功过,是非倒在其次。要搞国家资本主义,最起码一点需要统合经济权,而在当时莫说是统合,东林党掌权之后干脆以“与民争利”为由抵制朝廷收工商税,最严重时浙江一省茶税竟只能收上二十几两银子。而此时明朝必须同时面对西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和东北地区后金崛起带来的边患,这些都需要钱,而原本靠商业发展异常富庶的东南却在士大夫集团的庇护下不用缴税,那么这个负担就只能落在西北地区的贫困农民身上,而由此最终激起了西北农民起义,这才有了后面的闯王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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