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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之无奇——秦国破燕灭魏

发布时间:2020-01-08 00:43:0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国灭燕国和魏国,其实都算是灭赵之战完成后“顺带手”完成的。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 ),秦军在最后的战略决战中彻底击溃了赵军主力,当年十月,秦军攻占赵都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残部在代地组建了流亡政权。至此,这支北上秦军的主要任务转为消灭残存的代国,与此同时,秦军的兵锋也指向了易水河畔的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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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势下,顺势东进灭掉燕国,再回过头南下消灭已经半死不活的魏国,就成了秦国最合理的选择。
一、“统一”是打出来的
秦国对于燕国的压迫,发生了一件被众多文史学家大书特书,可是在战略上却不值一提的事件——荆轲刺秦。
关于这次刺杀事件的细节,早已养活了一大堆说书人、演员和导演,这里无须多加赘述,我们只需要知道两点就足够了:
第一,这次刺杀其实更像是一次私人复仇行动。燕太子丹和幼年时的秦王政都曾在赵国做质子,之后太子丹又到秦国继续做质子。在这段时期,太子丹并没有享受到作为秦王故人所应有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逃离了秦国。
春秋战国时代,质子本质上就是两国签署盟约之后的一笔特殊的“保证金”。在太子丹赴秦国做质子的时候,列国之间的战略均势早已不复存在。自然,燕国的质子也就不再有太多含金量,太子丹看不到这一点,却巴望着凭借故人的身份给自己获得礼遇,其眼界之低、格局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逃回燕国以后,在面对秦军兵锋之前太子丹原本还有数年时间,可他内不搞整肃,外不搞合纵,却把宝押在“行刺”这种豪赌上。退一万步说,即便侥幸得手,除了太子丹会感觉很解气之外,这种行动对大势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体制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就是君王首先是秦法权威性的来源,而并非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唯一核心。秦武王荡就是意外死亡,而且当时秦国所处的外部环境还远不如战国后期,但也并没有让秦国的国势发生逆转。相反,为先君复仇这个口号可以最大限度地帮继任者凝聚人心,届时燕国只可能死得更惨。
至于荆轲,无论后世文人如何将其装饰得慷慨壮烈,但其本质上无非就是一个刺客。他所忠于的,一个是太子丹个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一个是豪侠的虚名——春秋、战国时代,甚至一直到汉代,侠客文化一直带着几分自由主义的味道,他们始终把挑战权威当成一种最高的荣誉,所谓“侠以武犯禁”就是这个意思。
一句话,这里面有私仇、有私忠、有私利,唯独没有的就是对邦国社稷的考虑。其背后所反映的,无非是一个贵族集团的昏聩。
第二,至少在刺杀行动发生之前,秦王政对于统一天下,还是抱有一点“和平解决”的幻想的。燕国“献给”秦国的督亢,是燕国易水之北、蓟城之南的最为丰腴的平原丘陵地带。
燕国的疆域,差不多就是如今的河北省北部、山西省东北部一角以及辽宁省南部。在当时,辽东地区由于气候因素,农业尚未开发,仅仅可供渔猎,而燕国内陆部分的土地大多是由山西黄土高原冲积下来形成的,属于次生黄土,地力远不如真正的黄土地,唯一的例外,就是南部的督亢。也就是说,督亢其实是燕国的经济命脉,割让这里事实上与举国投降无异。
从史书上记载的秦王设“九宾之礼”来接见荆轲来看,秦国对这次外交活动是极其重视的,因为这意味着华夏的统一进程,由此有了和平解决的先例,如此一来,秦国所要付出的“账目成本”将大大减少,但代价是“机会成本”将随之增大——和平解决,必然意味着要保留六国贵族必要分封地以及特权,那么未来的中国就必然要处于一种长期的“一国两制”状态。而在当时来看,秦王政是准备接受这个代价的。
所幸的是,那把猝了毒的匕首彻底地打破了秦王政的这点幻想——天下一统只能是打出来的,也只有打出来的统一,才有真正牢固的根基。正是后来一场接一场的统一战争,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贵族封建统治的基本框架,这才为后来中华的大一统,打出了一副牢不可破的骨架。
在这次刺杀闹剧最终以失败落幕之后,后面的故事变得几乎毫无悬念。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 ),秦军在王翦、辛胜的率领下,从赵国故地向东北开进,秦国灭燕国之战正式打响。燕国人给了秦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与代国组成联军,在易水以西与秦军展开战略决战。原本秦国决策层最担心的是燕国贵族与匈奴结盟后向北逃窜(当时燕国太傅鞠武极力向太子丹主张这个方案 ),如此一来,必然会在未来秦帝国的北境形成长期无法根除的边患。如今一支弱旅加一支残破之师主动展开战略决战,这自然是秦人求之不得的。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决战地点竟然在易水河以西,这又让秦军省去了渡河的麻烦。
结果毫无悬念,秦军打败燕、代联军,次年(公元前226年 )王翦率军一举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市西南 ),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往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 ),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省浑河 ),再败太子丹残部,消灭了燕国卫军主力。燕王喜斩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位于辽阳市的太子河就是由此得名 ),以此向秦国乞和,这个请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但是鉴于燕国残存势力已经不能再翻起任何风浪,秦军还是停止了进攻,转而把主力南调,开始了灭魏、灭楚的进程——最早的灭韩之战对各个诸侯国的刺激还不大,但是在赵国被灭之后,秦国的战略意图已经表露无遗,因此之后的灭国进程必须加快,以避免剩下的诸侯国再次合纵抗秦。在灭掉魏国、楚国之后,躲藏在辽东地区的燕国残存势力最终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被秦军彻底消灭,燕王喜被秦军俘虏。
二、一时之强难敌万世之强
相对于燕国,魏国的灭亡显得更加乏味。《史记· 魏世家》对此的介绍满打满算不过42个字,与灭国之战直接相关的只有16个字:“……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秦军一部以王翦之子王贲为统帅,南下攻击楚国,连续攻克10余座城市,但这并不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秦军对楚国的攻击主要意在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的战争目标是更加弱小的魏国——没有赵国在身后威胁的情况下,先易后难是最为明智的。
时年,王贲率军包围了魏国都城大梁。面对大梁城坚固的城墙,这名年轻的将领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引黄河、鸿沟(汴渠 )水灌入城内。大梁城外水网密布,在之前的历次战争当中,这些河流给这座城池提供了众多的战场屏障以及便捷的补给通道。如今,它们却成了灭亡魏国的行刑手。史书记载,大梁城在水中连续浸泡了3个月,原本坚固的地基成了烂泥潭,城墙随之开始崩塌。再往后,魏王假向秦军投降,魏国至此成为历史名词。
魏国的灭亡完全可以用波澜不惊来形容,这使得人们几乎都要忘了,这个诸侯国曾经是战国初期的头号霸主。而魏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也正是山东六国“作死”的“经典模式”。
在前面《刑名治世》一章里我们曾经说到过:战国初期的李悝的变法让魏国的国力如同一颗出膛的炮弹一样迅速上升——但也仅仅像一颗炮弹,就炮膛里那一下子,后面就只有阻力没有推力了。对比后世秦国的商鞅变法,李悝变法最大的软肋在于缺乏持续性:李悝时代,魏国虽然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取消了其对自己封地的治权,但仍保留了贵族在封地内的赋税征收权。政治的基础永远是经济,贵族的经济特权不单分散了国家的国力,同时贵族们依然可以凭借雄厚的财力来影响国家内政,由于他们中很多人不再为官,行政管理体制无法约束他们,这反倒使得贵族们可以进退自如。相对于国君,这些人面对官员往往出手更为阔绰,于是布衣出身的官僚们很自然就找到了国君以外的第二效忠对象,和这些有钱有势的贵族们相互勾连,从而导致官场腐败昏聩。随之而来的,原本明晰的赏罚体制开始一步步再次变得污浊不堪。
至魏惠王时,李悝变法的红利已基本消耗殆尽。由此开始魏国的败象也随之表露无遗。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魏国成了周边国家最大的人才资源库:他们给燕国送去了乐毅,给齐国送去了孙膑,更是给秦国贡献了卫鞅、张仪、范雎、尉缭子等一系列柱国之才。在当时,贵族擅权在魏国已经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布衣精英如果想立住脚,最可靠的途径只剩下投奔在贵族门下,做他们的门客、家臣,而反过来,贵族们在博得一个礼贤下士的虚名之外,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地位。所谓的战国四君子,其实都是如此产生的,其私德暂且不论,仅仅是他们的存在,就使得自己的邦国内存在着大量的国中之国,国家机器自然需要叠床架屋重复建设,(动不动就是几千门客,食有肉,行有车,这笔花销从哪来? )国力因此被白白消耗,百姓的负担因此被层层加码。无论这些“君子”们如何“礼贤下士”,如何“品德高洁”,如何“重义轻利”,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存在基础。更何况,这种种“美德”的背后,是大量的财富在做支撑——试想一个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锱铢之利可以存身,他又如何谈得上“轻利”;又如果这个人有稳定的空间安身立命,有上升通道让他看得见希望,有公正的司法来自保,那么他又何须“君子”们的“美德”来惠及?
信陵君魏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想必无须多加赘述。人们往往将其作为“重义”的美谈,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贵族可以在未经国家首脑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调动军队,擅杀忠于职守的大将 bw ,而且目的不过是成就一己虚名,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事竟然都顺利地做成了,而主谋者最终却什么事都没有 bx ……一个国家的法治废弛、管理体系混乱,到了如此地步,不亡国岂不是太没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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