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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

发布时间:2020-01-03 01:20:0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一、卫国——既是“奇葩”也是“奇迹”
以出生地来说,前面提到的李悝和吴起都是卫国人。卫国这个国家,在战国时代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的国家。
卫国的立国背景非常雄厚,它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嫡亲弟弟康叔,封地是过去商国的国土。商国灭亡了之后,周人对商国的遗民采取了瓦解分化的政策。将微子为首的商人迁移到了后来的宋国,而商国的大部分遗民则组成了卫国。这样就形成卫国独特的文化环境:上层是周文化,底层是商文化。周公旦在当时给康叔定下的基本国策,叫“以商政,疆以周索”。简单地说,即在卫国,继续延续殷商的法律与传统,以维系卫国的政治稳定。
受商业与游牧经济的影响,商文化并不是特别强调等级,而且民风活跃、向往自由。同时,商业的发达使得商人对各种规则、条例、法律的制定、运用都非常娴熟。周的发祥地就是现在陕西户县那个地方,周人以农耕为主业,加之长期要应对北方蛮族的侵扰,民风厚重,务实简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同时存在于卫国,彼此不断碰撞、融合。
从国家角度来说,卫国中期往后历史可以说是极度让人感觉憋屈。从卫釐侯去世以后,一直到商鞅去国之前,这中间经历了452年,平均每28年卫国就要进行一场政变,这样就导致卫国公族内部、卿大夫之间始终是互相倾轧。如此一来,卫国上层一直把目光落在国内,终日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政治对手搞掉,维持自己钟鸣鼎食的小日子,对外则毫无建树。几百年来卫国不仅没有主动出击过,当别人打过来的时候,卫国总是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态度。它们占据中原最肥沃的土地,是别人眼里的肥肉,眼看着国土一点点被吞噬,不但没有令其自强,反倒破罐破摔。为了自保,卫国国君一再自降爵位,从“公”降到“侯”,从“侯”降到“伯”,再往后干脆降到了“君”。
举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卫国当时有多“窝囊”:有一次,由于卫国未能遂了晋国的愿,晋国的国君就准备在会盟酒宴上把卫成公毒死,卫成公知道以后甚至没有勇气逃跑。他私下给下毒的人行贿,唯一要求的就是毒药的分量少一点,不至于真把他弄死,就这样勉强逃过一劫跑回国去,竟没有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到了卫庄公的时候,晋国正是六卿专权时期,赵简子带着军队打到卫国,把卫庄公赶下来,然后从他的儿子里头选了一个做傀儡国君扶植上去,赵国人走了以后齐国人来了,看着这个傀儡不顺眼就给拿了下去,扶植另一个儿子上来,齐国人走了以后,卫庄公才敢跑回来继续当国君,之后依然是得过且过。
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卫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的地方,可它糟糕的政治环境对于那些有理想、有操守的人来讲,可以说是窝囊到家。这种环境倒是可以把人的思想给逼出火花,这些人在卫国不要说施展才华,就连一件看着顺眼的事恐怕都找不到,他们在无数次的愤怒和失望中思考着如何改革弊政、寻求强国之路。李悝、吴起、商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思想家,而正是他们,最终确定了战国时代乃至其后上千年中国政治的主基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华夏,其实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诸侯国没有被灭,就是卫国,当然只是象征性地留下一座城,始皇帝允许卫国公族继续祭祀宗庙、延续香火。这或许也是为了感念卫鞅(商鞅 )对于秦的再造之功。一直到了秦二世时期,在征剿陈胜、吴广起义时,二世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下令秦军把卫国给“灭国”了。
 二、秦国的险中求生

       秦人(嬴姓) 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时期的皋陶、伯益父子,正是因为治水之功,秦人先祖才被帝赐了“嬴”姓。到了商朝末期,嬴姓部族的首领恶来、飞廉父子成为纣王的重臣。武王灭商时,恶来和飞廉带领族人对周的抵抗最激烈,因此在战争结束后,被周人强制迁移到了陇西荒野。当时那里毗邻西北草原民族(戎狄 )的地盘,秦人要想活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跟戎狄部族去厮杀。周人最早也在那里待过,打不过戎狄就迁移了,嬴氏族人是被强行迁移过来,具有流放的性质,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待下去——大概周王也觉得这么刚烈的族群,放在西部边境给自己守边也不错。就这样经过一代一代的奋斗,到了秦非子的时候,凭借养马的本事,秦人第一次获得了周天子赐予的50里封地——这就是秦人最初的本钱。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因为护送周王室,有大功于周,周天子给秦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把周人在关中的故地悉数都封给秦人,准其建国——当时戎狄已经打进了周的都城镐京,要想把周天子的“支票”兑现,就还得一代一代地厮杀。史书记载,秦国最初的几代国君都是死在战场上,贵族公卿大夫战死的更是不计其数,靠着上百年一刀一箭,到了秦穆公的时候,秦国第一次获得了东方列国诸侯的尊重。
穆公时代,晋国流亡公子重耳被秦穆公护送回晋国,立为晋文公。此后秦晋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从地图上看,秦国要想东出进入中原,必须得跟晋国正面交锋,晋国想拓展自己的战略纵深获得中国最好的形胜之地,也必须得打败秦国;这是它们的竞争关系,同时它们又得互相依靠,秦国面对西部戎狄的侵扰必须跟晋国保持好的关系,晋国要应付南面的楚国、东面的齐国,也需要与秦国搞好关系。这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得秦晋之间既彼此联姻,联出了“秦晋之好”的典故,又彼此杀得昏天黑地,结了几百年的仇。
时至今日,陕西和山西之间的关系,依旧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影子。两边的文化、饮食习惯都有相通之处,但是互相又总有那么点彼此不对付。自古以来,山西人更爱经商,但陕西农业传统更强,有很多东西双方都刻意地保持区别,比如说都爱把白羊肚儿手巾扎在脑袋上,扣系在前头的是陕西人,扣系在后头的就是山西人,连这个他们都要分得清清楚楚(再后来,山陕地区彼此交流,这个习惯就有点乱了,同时这两地的移民还把这个习惯带到了笔者所在的内蒙古河套地区,慢慢地演化成了白色的直筒软帽——直到21世纪初,笔者仍旧能见到不少上了岁数的人戴这个 )。
秦穆公把秦国推到了巅峰,在临终前,却干了一件让人不解的事:下令把秦国的重臣都拉去做人殉,给自己陪葬。当时于秦国有大功的子车氏三雄就是这样死的。秦穆公是靠武功立于世的,他当时的战略方针就是跟晋国保持一种战略平衡,同时秦军大举西进,不断挤压戎狄,把国土向西延伸,为后来秦国的强大奠定了根基,同时多年不断的征战打出了一批身负大功的强臣。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勋贵面对新君功高震主,秦穆公用陪葬这种极端的方式扫除了大部分旧贵。
这样一来,虽然无人再可以威胁新君的地位,但秦国的人才也就此断档。在此之后,秦厉公、秦躁公两代在国政上都处理得乏善可陈,这一点光看谥号就可以看出来,“厉”和“躁”都不是什么好词。由此,在穆公之后秦国走上了几代乱政的衰落之路。
秦躁公去世以后,因为没有留下后代,只能兄终弟及,由他的弟弟继任国君,史称秦怀公。秦怀公在位只有4年,因为兄终弟及本身位置就不稳固,同属嬴姓的庶长晁发动了政变,逼迫秦怀公自裁,当时怀公的太子也已经死了(史书上没有交代死因 ),于是由怀公的孙子继位,这就是秦灵公。庶长晁扶植了这样一个小孩子当国君,显然就是把他当作傀儡用的。秦灵公在继位十年后也去世了,他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叫作师隰,按理说他应该继位,但是秦灵公的弟弟、师隰的叔叔嬴悼子发动政变,把侄子放逐到陇西草原,自立为国君,史称秦简公。
秦简公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秦惠公继位,惠公总算是太太平平活到了自然死亡,而惠公的儿子秦出子的命运就悲惨得多了,当时他可能还是个孩子,在做了三年国君以后,庶长改(还是嬴姓族人 )又发动一次政变,把秦出子和他母亲双双扔到湖里沉塘,之后庶长改把师隰从放逐之地迎回来继位,这就是秦献公。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段时间秦国的政治是多么血腥可怕,公族内部动辄废君弑君,国君成了强臣擅权的傀儡工具。
秦献公继位的时候已经步入壮年,之前他一直过着流亡生活,所以他的成熟程度是远远高于同龄人的。也许正是这段经历,让秦国终于等到了一个有为之主,由献公开始,秦国摆脱几代乱政,踏上了一条正确而又艰难的复兴之路。
献公继位后马上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是当时扶植他的贵族们始料未及的:
首先,秦献公废除了人殉,宣布从此不能再用活人陪葬。兵马俑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代替人殉的,秦献公以后,秦国国君贵族都是用兵马俑来陪葬的,只不过始皇帝的规模最大,所以才为我们熟知。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因为人殉制度使国家无端损失宝贵的人口资源,且野蛮血腥;再则当初秦穆公杀重臣陪葬,这个行为一直让贵族们心有余悸,所以秦献公需要靠这个来重新聚拢人心。
献公的第二个改革措施是迁都:将国都从关中平原西部的雍城,迁到了新址栎阳——按照现在的计量标准,这里距离魏国在河西的占领区只有200公里,这等于是把自己的首都放在魏国人的刀尖底下,这个举动看似疯狂,其实却恰恰显示出了献公的高明。
迁都栎阳之后,国家的防务压力骤然增加,在外部压力之下,秦廷的内部反倒稳定了下来。在此之前,老世族的根基都在旧都雍城,迁都就等于让这些人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根基。就好比后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始终搞不了土改,可是跑到台湾以后,土改就搞起来了,虽然后者是被动的,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在经济上,献公下令向山东诸国的外国商人开放市场。在此之前秦国完全官市,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国营的,本质说就是贵族把持经济,通过引入外国商人,在经济上进一步“稀释”了贵族的权力。
当时魏国正是魏惠王时期,魏文侯时代的对外战略已经不再被执行,此时的魏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中原地区,魏惠王眼中主要的对手是北边的赵、南边的韩、楚和东边的齐,对于背后的秦,早已失去了兴趣,而献公在迁都栎阳之后,竟然主动向魏国开战——既然你不打我,我就主动打你。
秦献公宣称要向魏国复仇,夺回魏文侯时代秦国被占领的河西之地。秦献公连续发起了三次河西战争,规模一次大过一次。这种行为看上去似乎很不理智,然而却为秦后面的大转折提前做好了铺垫。战争压力迫使贵族们不得不和国君站在一条战线上,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战时体制。通过三次对魏国的战争,秦献公最终重新稳固了君权,同时依靠军功服众,还提拔上来一批新锐官员,贵族集团的权力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大地削弱。
在第三次河西大战的时候,秦献公在战场上受了伤,没多久就去世了。他21岁的儿子渠梁继位,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秦孝公。与秦国前面几代国君不同,渠梁继位后的地位要稳固得多。之前秦献公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都是为了给自己儿子这个遗产——一个稳定的权力平台,然而历史却没有给献公留下时间解决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与稳固的君权一起,都只能由渠梁来继承。
从地缘政治上看,当时的秦国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东面的魏国对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它们占领了洛水以北、黄河以西的河西高原,这里不但土地肥沃,而且地势上居高临下,直接威胁秦国东部的安全;南边的楚国当时占据的汉中以及巴蜀(也就是现今的四川省和陕西南部 ),对秦国西南的商於形成巨大的威胁;西面的戎狄,始终是秦国老根基雍城背后的巨大隐患。在当时,最东边的栎阳,中间的商於,西边的雍城,这是秦国最后的三块本钱。三块地方一字排开,每处都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而且这三地之间的联系随时会被切断,成为飞地。
从外交上讲,秦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山东六国鄙夷,六国看秦人就如同看蛮夷一样,无一国愿与秦国交好会盟。也就是说,秦国在外交上处于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只有强敌没有盟友。
经济上,在连续经历了三场大战之后,秦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再也承受不了任何消耗。
秦孝公继位之初,首先通过外交斡旋稳住了魏国,促成了秦魏停战——最可能的手段也许是秦国放弃了之前秦献公收复的河西失地,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秦国手里还有什么可以打动魏惠王的。在保证了外部稳定之后,秦孝公开始了一连串的内政改革。
首要的是减税扶贫,秦国连打三场战争以后,国家的府库已经接近枯竭。而这个时候秦孝公想的却不是怎么往里“搂钱”,而是往外“撒钱”。他不但扶助贫困,而且对战争造成的鳏寡孤独国府都给予了救助。为了鼓舞士气、稳定人心,大战之后没有落实的赏赐,孝公全部追加了,保证每个人都不会白白为国家流血。三场大战之后,无论是兵源损耗,还是武器装备的损毁,其程度都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孝公又开始重新整军、补充兵源。仅由这一系列措施来看,孝公就是一个会算“大账”的英明君主:只有百姓富了,后面国家才能真正强盛,如果这个时候急功近利,依旧搜刮民间,那最终即便不引发民变,也会是竭泽而渔。
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要想富强,人才是首要的条件,秦国最缺的便是治国理政的人才,如果依旧由老世族出身的官员把持权力,那么若干年后秦国依然会回到前几代国君时的状态。只有深彻的改革才能改变秦国的现状,而只有大才巨匠才能推得动如此深彻的改革。由此,秦孝公下令向山东六国求贤,于是便有了那篇震铄古今的《求贤令》: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先秦时代的古文其实要比后世的文章读起来容易,所以即使不翻译成白话文我们也完全可以读懂。能以这样的口吻来发布《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是古今罕见。
首先,是立意高远:秦国那个时候处境十分窘困,手里就剩下那么三块地盘,随时都有亡国的可能,这种时候一般人想的都是怎么活下来,但是《求贤令》中考公的着眼点则是:我要恢复穆公霸业。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人身上的高远之志,便显露无遗。
其次,《求贤令》中历数了先君乱政,把秦厉公、躁公、简公、秦出子这几代先君的为政不善的地方一一指出,这同样是古往今来都未曾有过的。除非是改朝换代,否则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很难有这么大的勇气来对待前任几代的不是,更何况他们还是自己的先祖。秦孝公的态度,摆明了就是务实不务虚,没有任何文过饰非——错就是错了,因为错了所以国家才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才要改革,如果尽是溢美之词,那又何必要求贤呢?由此也可以看出孝公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态度。
再次,《求贤令》中明确提出,秦国不吝封赏,给贤者提出的承诺是“与之分土”——只要你能让秦国强大,我可以跟你共享秦国。
秦孝公可能是秦国历史上最为天才的君主,正是这个当时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开启了秦国的强大之路,也拉开了华夏大一统的帷幕。
《求贤令》很快就被散发到了山东六国。当然,秦孝公恐怕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上面,在发布《求贤令》的同时,秦国已经先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果不是淹没在“商鞅变法”的光辉里,仅仅是这些改革也足以让孝公和差不多同时代的齐威王齐名。
最终《求贤令》真的为秦国求来了一个不世的大才——卫鞅。不久之后,通过这君臣二人的完美合作,中国历史上将完成至那时为止最为深彻,也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商鞅变法”。不只是最终创造的制度惠及后世,整个变法的过程也可谓是“佛心手”。
三、“麝香猫”
卫鞅本是卫国人,在史书中也被称为“公孙鞅”,从称谓上判断,他应该是属于卫国公族后裔。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在卫国做一个公子哥,过钟鸣鼎食的日子,这没有一点问题。卫国的环境对于一个富贵闲人来讲,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对于一个不世大才来讲,这种不思进取毫无国格的环境,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卫鞅选择去了当时最强大的魏国,就像我们现在出国第一个想到的是美国一样。卫鞅在魏国找到的工作依他的身份来说并不算多好——在丞相公叔痤门下做了一个中庶子,类似于私人秘书。
就这样,卫鞅以私人幕僚的身份,在相府一待就是好几年。照理说公叔痤早就应该知道卫鞅的能力,可是出于私心,他选择了把这个大才雪藏起来,根本没向魏王推荐。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魏国的人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竞争并非良性,而是逆向淘汰式的恶性竞争——公叔痤逼走了吴起,庞涓逼走了孙膑。这种环境之中,公叔痤自然不可能给卫鞅提供上升通道。但是反过来看,这对卫鞅来讲反倒可能是件好事,以魏国官场此时的昏聩程度来看,如果再出现李悝、吴起式的大才,也不太可能再现昔日君臣励精图治的场面。相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种大才在魏国此时这种环境中很可能会重蹈当初孙膑的覆辙。
在魏国相府任职的这几年,让卫鞅有机会潜心研究李悝留下的《法经》,这为他后来的作为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公叔痤一直到临死前一刻,他的公心才压过私心。人都是有两面性的,即便是从私利角度考虑,公叔痤不是傻子,他看得出来魏国始于李悝、吴起的改革红利已经即将耗尽,而他的子孙后代还要在魏国继续生存,这个时候必须得给魏国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于是,弥留之际的公叔痤终于将卫鞅推荐给了魏惠王。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魏惠王并没把公叔痤临终前的举荐当回事,有人说魏惠王不识才,但是换位思考一下,你的丞相在临终之前,突然提出让他的私人秘书来担任下一任丞相,而且这个人之前毫无建树,你根本没听说过,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这其中有这样一个典故:公叔痤告诉魏惠王,对于卫鞅如果能用则用,不愿意用就把他杀了,他到了别的国家就是魏国的大患。魏惠王走了之后,公叔痤又觉得良心不安,告诉卫鞅:实在不行你就赶紧跑吧,因为我看王上的意思不可能用你,我劝魏惠王杀你是为了公心,让你跑是因为私德。卫鞅则回答:不用担心,既然魏王不采纳你的建议用我,他又干吗听你的话杀我呢?公叔痤死了之后,卫鞅果真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这个极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无须去考证。总之,在公叔痤之后,魏惠王的弟弟公子卬接任丞相的位置,这意味着在李悝变法之后,魏国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回了贵族政治的老路。
与此同时,秦孝公的《求贤令》也到了魏国,卫鞅最终下定决心离魏赴秦。这一年他29岁,已经快到中年了。离开魏国时,卫鞅随身带上了李悝所著的《法经》,这是他在魏国期间得到的最重要的财富。这些年通过对《法经》的研习,卫鞅的思想不断地升华,更绝的是,他反过来赋予了《法经》一个全新的高度。后来卫鞅所制定的《秦律》,其基本思想脱胎于《法经》,但《秦律》无论是完备程度还是思想体系、细节把握,都远要优于《法经》。当咖啡豆被麝香猫吃下去之后,它的消化系统会对咖啡豆的氨基酸成分进行一系列的改变,最终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昂贵的猫屎咖啡,李悝的《法经》就是“咖啡豆”,卫鞅就是“麝香猫”,而《秦律》就是“猫屎咖啡”。
四、徙木立信

       卫鞅入秦之后怎么跟孝公接触上,如何获得信任,这里有太多的典故。比如有人说引荐他的景监是太监。还有的传说卫鞅搞了一个类似三顾茅庐的活动,先跟秦孝公说王道,接着又说无为而治……总之连着试了孝公三次,才把自己法家治国的底牌亮出来。这些东西都有太多的故事色彩,且不涉及大势,因此我们依然如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选择“抓大放小”——不去管它们。
总之,卫鞅赴秦之后,他的这一套执政理念完全被秦孝公接受了。孝公和卫鞅都是聪明人,特别是孝公,表现出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对于常人来说,在这种困窘的境遇中,一旦遇到这样的不世大才,必然会急吼吼地将其执政理念用于实际,可实际则是,真正的变法是在卫鞅到秦国两年以后才开始。这两年时间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一下:
首先肯定是思想磨合,同时建立彼此的信任。孝公必须得从根本上相信,这个年纪并不比自己大太多的年轻人确实可以改变秦国的现状。而卫鞅也要逐步确认,这个年轻的国君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不会变卦。只有完成这个磨合,后面的事情才谈得下去。除此之外,他们应该还要做一些前期铺垫的计划,考察可用之人,为未来的新政储备人才——变法不可能指着卫鞅一个光杆司令来做。
两年之后,卫鞅正式成为了秦国的在编官员,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左庶长”,这个职位在秦国只能算是一个中上级的官员,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部级干部。这个位置如果换成一般士子,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彼此交心之后,最终竟然只是这样一个位置(邹忌仅仅凭借几句话,就被赏识他的齐威王直接超拔为丞相 ),也许一气之下就会一走了之。秦孝公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他们后面要做的事实在太大了,大到孝公自己都不知道后面究竟会发生什么。
如果直接把卫鞅推到大良造(秦国的早期官职,责权相当于丞相 )的位置,就意味着卫鞅必须要独当一面,那么对于问题自然也要一人承担。如果变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秦廷就必然会出现极大的震荡,不但卫鞅的新法推行不下去,以后的改革之路也可能被彻底封死。相反,卫鞅如果只是一个左庶长,那么理论上说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具体执行者,有什么冲击孝公可以替他挡着。对这样一个与自己极不相称的官位,卫鞅欣然接受,这说明他们君臣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默,如此后面的事儿才做得顺理成章。
卫鞅在秦国国民面前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是众所周知的“徙木立信”。这位新任的左庶长,下令在城门口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谁能把它从南门扛到北门,官府便赏十金。后来见没有人响应,赏金一涨再涨,最后涨到五十金。
我们先解释一下,这里的“金”不是真的给你黄金,这只是一个货币单位,真正支付的是铜钱,这五十金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史记》中记载,吕不韦赴秦,为公子异人上下打点,前前后后也就花了五百金 al 。当时卫鞅开出的五十金的价码,放在现在差不多就相当于奖励你一套位于北京二环的大户型公寓,而且当场就过户。
之所以设立这么“离谱”的奖励,就是为了立信。这初听上去非常简单,其实取信于民正是为政的根本之道。一个政权能够获得合法性,无非在于“威、信”这两个字,对内取信于民,立威于权贵,对外取信于盟友,立威于敌国。
卫鞅之所以要立信。肯定是因为以前秦国官府无信,朝令夕改,今天说了明天就不算……久而久之老百姓对官府自然会毫无信任可言。
一道法令,在它颁布之后,其效力所要时间的跨度往往是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这是一个长期承诺。如果百姓对官府无法建立起基本的信任,那么后面的一切改革措施的推行都将无从谈起。
 五、一次变法

          徙木立信之后,秦人对官府、对左庶长的认识,都为之一新,大家都开始慢慢想象,这一次官府的一系列新鲜的举措,不再是说说而已。秦国的变法由此展开:
1.军功授爵卫鞅参照了魏国的军制,废除贵族私兵,建立新军。其基本思路、编制与魏军大同小异。新的法律体系下,任何人都可以参军,只要立功都可以授爵,按照相应的军功,秦的爵位分为20级。爵位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能得到多少房屋、田地都取决于你的爵位。而且秦的爵位只惠及一代,不可世袭。因为“商鞅变法”中这一条最为人所熟知,故也无须多言。
爵位世袭制的废除,并未受到贵族阶层严重的抵制。这其实和秦所处的环境有关,秦国自立国以来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与三晋(韩、赵、魏 )、楚以及西边的戎狄一直征战不休。因此秦的贵族子弟其实一直没得着“腐化堕落”的机会,即便废除了爵位世袭制,这些人凭借自己的战功,也还是可以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当然,一下子让黔首有机会同他们平起平坐,还是会让这些人心里感觉不爽的。
2.编制户籍、什伍连坐在变法以前,秦国国君只能从自己的直领封地稳定地获得税收,贵族的封地有多少田亩、人口,全凭贵族一张嘴来说,国府实际上是两眼一抹黑。秦国新法,对疆域内所有的国民都要登记在册,以实施什伍连坐之法:把百姓,编成了一个一个基本的基层单位,五户一伍,十户一什,这有点类似于以前农村的公社、大队。“什、伍”单位之内一人犯罪,如果其他人不检举,就会受到株连——这项法令,最早出自李悝的《法经》。
我们暂且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人道 am ,这一做法真正的妙处在于,在登记“什、伍”的过程中,国府等于对秦国全境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人口普查。至此,秦国的家底如何,孝公和卫鞅心里也就有了数。
此外,新法规定:男子加冠(成年 )之后,必须分家独立生活。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分也没关系,你家承受的税就要翻番加倍——当时的租税是以户为单位来征收的。这个政策的好处就是,各家各户都不会再出现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如果大家族一起生活,总会有一些子弟变成“啃老族”,不事生产,到处闲逛惹是生非,不但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还会增加治安成本。让他们分出去单过,就是逼着这些人必须干活养活自己,这样不但增加了社会的税源和劳动人口,而且以小家庭代替大家族,也有利于国家强化基层政权。
知道了这一条法律,我们也就能理解后来陈平的哥哥为什么会因为他把妻子给休了——依照年龄推算,陈平加冠时应该是在秦始皇时代,此时《秦律》的执行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大小伙子成天在家光吃饭不干活还不算主要问题,关键是这意味着他的兄嫂要因为他给国家缴纳两倍的租税,对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来说(按照《史记》中的描述陈平家肯定不算有钱人 ),这个负担绝对够让两口子闹到离婚了 an 。
3.奖励农耕秦的新法设有农爵制度:除了上战场杀敌之外,如果你种田种得好,缴纳给国家的粮食达到一定数量后,也可以获得爵位。不止如此,增产达到一定程度还可以享受减税。这意味着在农业大幅度增产之后,政府非但不能收到更多的税,反倒可能出现税收减少的问题。制定这样的政策绝对需要长远的眼光和博大的政治胸怀。
“经济”对于老百姓来说无非就是钱和物。但对国家来讲就是“经济天下”:收税只是一种财政手段,国家最根本的资源在于政府的行动力,国君想做什么事就能够做得起来。所谓富强,国家整体富了,政府的行动力才谈得上“强”。此时的秦国尚处于贫弱状态,变法只是让国家有了希望,长远来看,民富最终必然是国富,这样一来最终的强大才可能谈起,国君才会真正有行动力。如果民间刚积蓄了一点财富,国家就急吼吼地增加税收,最终的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前面也曾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小农经济由于农民底子薄,因此抗冲击力差,随便一点天灾人祸就可能让自耕农入不敷出。在北宋时,面对实际情况农民只能向地主、富户去借贷,这种情况下地主往往会通过利滚利、“小斗借、大斗还”等手段,想方设法提高利息,最终导致自耕农还不上债,就只能把田产抵给地主、富农,自耕农也就由此变成了和地主、富农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农。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土地兼并。而当地方大族兼并的土地达到一定数量,掌握足够的资源,他们也就有了可以和国家“叫板”的能力。北宋时各种社会弊端的源头,皆源于土地兼并。王安石则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青苗法”。
所谓青苗法,简单说来就是:官府春天把国库里原本用来救灾的粮食借给农民,秋天还贷,官府也收利息,但这个利息比向地主借贷低得多,如此一来,农民的借贷风险下降,土地兼并问题自然可以得到缓解,对官府而言,则多了一笔利息收入作为额外收入。
在王安石做县令时,这一政策在他的辖区内推行得非常不错,可等他做了宰相之后,将青苗法向全国推广的时候,事情一下子就“变味儿”了。和战国时代的吴起变法一样,青苗法同样是单刀直入,直接一刀扎在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利益上。而负责具体执行政策的官员,恰恰都是来自这一阶层,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下面的官员对新法纷纷采取阳奉阴违、明捧实贬的态度——你让我做我就做,明明应该做两分就好,我偏偏给你做到二十分,把它做过、办砸……青苗法的实质原本是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到了地方官吏手里,最终变成官府向农民强推高利贷,大批农民因此而破产,举国上下都在痛骂新法和王安石。如果当时王安石和宋神宗没有贪图那点利息上的小利,严令青苗法只能是低息借贷,那么后面成功与否不好说,但起码不会给反对方留下这么大一个漏洞。
而在1000多年前,卫鞅正是预感到了变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索性彻底让利于民,让百姓的利益与国家绑在一起——你的水涨我的船才能高。
4.整肃思想任何诸侯国推行变法,都会面临反对势力的阻碍,秦国自然也不会例外。而这其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着力于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借古讽今之类的手段来诋毁新法——西周礼制与法家的新式治国理念在很多地方原本就是相悖的,要想从过去的典籍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来诋毁新法,实在是太容易了,所谓春秋笔法干的就是这个。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一一应对的话,双方投入的成本将是极不对称的,这就好比现在网络上总是说“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是一个道理。正是因为面临愈演愈烈的政治流言,卫鞅最终下令“燔诗书而明法令”。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诗书”,并非是指焚禁所有诗书,而是专指《诗》和《书》,也就是《诗经》和《尚书》,其目的是为了禁绝复辟思想的传播,其他的文化典籍其实并未受到波及。而且这个禁令也仅限于民间,官府基于学术研究的藏书同样不在此列。
秦国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新鲜,对比后世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大规模删改天下典籍,秦的这点有限的行动只是九牛之一毛。在后世,历朝历代都有因文字狱,导致无数人头落地的情况,唯独秦未开这个恶例 ao 。再譬如,对比后世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卫鞅的“燔诗书”更是繁星之一颗、沧海之一粟。
要知道,东周乱世长达400年,列国所经历的每一天,除了交战就是备战,这其中又以战国时代为甚,而具体的“商鞅变法”时的秦,当时正处于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状态,这种时候势必需要国家上下一心、统一思想。危局之下,你还要坐而论道、笑谈风月,要玩高雅、玩情怀,这现实吗?
后世文人,骂卫鞅、批《秦律》、贬法家,说秦法毁灭文明,说秦人只知耕、战,没有文化,甚至连音乐都没得听。然而耕、战可得爵,爵可得利,利有《秦律》加以保护,对芸芸众生而言,孰轻孰重?再者,夏、商、周三代历经将近2000年,战国有诸子百家之学,为何独独《诗》《书》两本典籍就成了“文明”的全部?秦人不能听音乐,那么《秦风· 无衣》 ap 又是如何为人们所熟知的?
更何况,在“燔诗书”后面还有后半句“明法令”,依照卫鞅所设立的新的政府架构,秦国官府专门设了一个职务叫“法官”,当时这个职务并不负责判案(司法归廷尉府负责 ),而是专门负责解答百姓关于法律的疑惑,类似于现在的法律咨询,而且一旦解答错误,造成他人对法律的误读,法官将依律受到惩处。律法事关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使民“明”法,本质上就是让民“明”利——知道何为实利,如何取利,如何护利。
我们打个比方:有两对情侣,其中一对,小伙子告诉姑娘:没钱就没房没车养不起你、养不起娃,所以咱们得好好努力,趁着年轻多赚钱多积累;另一对,一个懒汉天天给自己的女人灌输:不能嫌贫爱富、有情饮水饱、你对我有感情就该对我无条件付出……试问诸公,这两个男人,哪个是在“愚”姑娘?哪个是在“明”姑娘?
这么简单的问题想必不难回答,那么法家是不是在“愚民”?《秦律》是不是在“愚民”?卫鞅是不是在“愚民”?这个问题就这么不好回答吗?
5.禁止私斗这一条可能算是秦法所独有的。由于所处地域的关系,秦人文化风俗中有大量的戎狄之风,这其中也包括血亲复仇,两个氏族之间如果结有世仇,稍微有一点矛盾成为导火线,便会酿成大规模私斗。因为秦人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民间的军事素养普遍不低,所以这种族群间的私斗并非一般的群殴,而是和一场小型战争差不多。因此导致一连串的问题:私斗肯定要死人,国家就会无端损失大量人口,导致国民内部缺乏团结,即使面对外战,不同的氏族也捏不在一起;老百姓缺少安全感(不留神走到别族地盘上就可能有性命之忧 ),于是只能大伙一起抱团,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宗族长老的权力越来越大,实际上控制了基层。新法禁止私斗,这其实和编制户籍、强行要求成年男子分户一样,本质上都有让国家的权力延伸至基层的考虑。
近代日本搞明治维新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法令同样是围绕着国家基层政权来展开的。“派出所”这个词最初便来自日语,日本的派出所是明治维新以后设立的,不光公安机关有,政府各个机构,教育、邮电、税收都有自己的派出所。明治维新以后派出所能达到什么级别呢?至少警察的派出所能够达到村一级。除了这个以外,村公所也是派出所的性质。
为什么政治权力必须下到基层?国家无论多大,无论它的结构多复杂,它的绝大多数经济行为都是由一个一个普通人来完成的,而这些人所组成的群体就叫作基层。基层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6.统一度量衡与物勒工名变法之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五花八门。新法颁布之后,卫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譬如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23.2厘米,1标准升约合今200毫升,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为秦统一六国后统一度量衡打下了基础。时至今日,在上海博物馆还保存着的唯一一具“商鞅方升”(用于度量容积 ),属国家一级文物。
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一直到现在,西方国家都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好,各国有各国的习惯,英制、公制极易搞混,著名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以及“阿波罗”13号登月飞船的事故便都缘于此。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对计量单位进行统一,也是为了推动全国经济实现“一体化”,进一步打破贵族封建——过去封地的计量标准都是由封主自己制定的,比如赵简子就曾把惯常的百步一亩改为了240步一亩。
此外,当时卫鞅应该已经在秦国推行了手工业标准化以及“物勒工名”制度。在整个秦国境内,无论是在任何地方,同一型号的兵器,它们的重量、几何尺寸、外形、金属成分配比都是完全一致的(尺寸上的误差只能以毫米来计) 。随便两具秦弩,上面的部件拆下来以后互换,照样可以装上去,这意味着在战场如果你搜集到几具损坏的弩,把零件拆下来还能再攒一具能用的出来——以上这些都有实实在在的秦代文物为证。要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一直在推进工业标准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军的歼8式战斗机,随机挑出两架,零件都无法彼此互换。当然,您要非说先秦造不了战斗机那我就没话说了。
秦人能如此彻底地贯彻标准化,并非是因为他们比山东六国的人更聪明(大伙都是华夏族 ),也和所谓的文化没有关系(戎狄之风只可能让人更散漫 )。其根本在于卫鞅所指定的“物勒工名”制度:每一件兵器、农具,从直接制造它的工匠,到其上级负责人,直至大良造(丞相 ),都必须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便可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
按照睡虎地秦简中的记载,《秦律》规定:“非岁红(功 )及毋(无 )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县工新献,殿,赀啬夫一甲,县啬夫、丞、吏、曹长各一盾。城旦为工殿者,治(笞 )人百。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治(笞 )五十。”大意是说,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殿”在此处是排在最后面的意思 ),或是没有按照法定标准进行生产,负责制造、监督、管理的人员都要依律受到从罚款到被杖击程度不等的惩处。同时,秦国实施“末位淘汰制”,如果连续几次考核,你的质量和产量都总是垫底,那么同样是要挨罚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生产的产品良品率一直很高,能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那么后面肯定也有赐爵等着你。
至此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后面还有一条在等着你:“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即便当时质检合格,但是使用寿命未达到法定标准,相关人员同样要被罚款(一个盾 ),换句话说秦的产品质量管控是“终身负责制”。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测,起码秦的兵器作坊,在当时很可能是国营的——其实只要赏罚明晰,国企根本不存在效率低下、搞不好的问题。
在卫鞅为秦所设计的社会架构中,“赏”与“罚”涵盖了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任何工作,做好了都会受赏,做不好就会受罚。这最终使秦人形成了普遍的“事功心态”,所以当时秦的社会氛围绝不会如后世文人描述的那样死气沉沉,相反倒很可能和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或者东京、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一样,有活力更有压力,每个人都处于“停不下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个人来说算好还是算坏,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但一个国家如果如此,那么它必然会是一个令他人敬畏的对手。
在2000多年后,卫鞅除了“商鞅方升”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件戟、三支殳镦和一支铍(都是古代的长兵器 ),按照物勒工名的规定,上面分别刻有:
十三年大良造鞅戟十六年大良造鞅殳镦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镦十□年大良造鞅殳镦十六年大良造鞅铍上述5件兵器与前面提到的“商鞅方升”一起,被合称为“商鞅六器”,是我国的国宝级文物,分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00多年之后,它们依旧在向我们展示着一个与平时印象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六、佛心鬼手古往今来,要想做好一件事,必须得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道、势、术。
所谓道:以国政来说就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符合事物规律;以个人来说就是做一件事是否对得起良心。
所谓势:一是指时机,你有没有做这个的外部环境;二是指实力,有了环境,有了实力,你才有了做这件事的先决条件,无论这件事有多正确,也得先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行。
所谓术:在商业上是讨价还价的技巧,在战争中是战术和奇谋妙算,在国家是内政的权术。
道、势、术三者缺一不可。无道,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也许一时半会儿会有所成就,但长期来看肯定做不长久,甚至可能殃及子孙。
无势,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动都动不了。没有势,又要强行去推动一件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起:楚国的环境不合适,自己也没有那么强的政治靠山,却凭着一腔热血强推楚国变法,最终落得人亡政息。
无术,做事就会事倍功半,甚至根本推行不了,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道朝哪施力。
以这个角度来看,卫鞅与秦孝公所主导的变法,正是“道、势、术”三者成功融合的典型案例,借《尸语者》(一部法医题材的小说,作者:秦明 )中的一个说法,卫鞅和渠梁两个人绝对是一对“佛心鬼手”的君臣组合。
卫鞅所推出的第一批法令,基本可以说皆大欢喜。一方面老百姓受了实惠,收入增加了,社会治安好了,私斗之风没了;另一方面,一次变法未涉及封地税权,老百姓的收成提高,贵族领主自然也是受益者。假如是处在李悝与魏文侯时代的魏国,卫鞅此时其实完全可以宣告功成事毕,坐享尊荣。
然而卫鞅与孝公的眼光远远不止这尺寸之功。从什伍连坐到禁止私斗,在不知不觉中国家的权力到基层,对疆域内有多少人口、多少田亩做到了心里有数,而且和老百姓形成直接的利益关系。国民生活的好坏与贵族领主的关系越来越浅,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深;军功授爵法,在长远来看,会培养出一批新兴的精英人才,他们与原来的老氏族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瓜葛,他们本身又是新法的受益者,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拥戴变法的新兴阶层;而焚禁《诗》《书》,打击复辟思潮,又把贵族可能的小动作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即便是这样,这段时期孝公和卫鞅也至少经历了两次政治危机:新法禁止非法集会(这一条和李悝《法经》中的“徙禁”是一样的 ),于是有人故意组织大量的平民去栎阳,控诉新法如何不好,面对这一次政治危机,这君臣二人选择了冷处理,既没有铁腕弹压,也没有事后深究——能把这么多人从外地弄到首都,背后的推手势力肯定小不了。所谓冷处理,其实就是一种妥协,这说明君臣二人在权术方面必然非常娴熟,否则秦国变法也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所谓“术”,很多时候不是体现在“进、取”上,而是体现在“退”和“舍”上。擅长于“术”(鬼手 ),最终却能排除“术治”,建立纯粹的“法治”,这就是“道”(佛心 )。
另外一件事我们也比较熟悉,就是怂恿太子犯罪。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者做得可说是极其卑鄙:这件事发生在新法推行后的头两三年,孝公21岁继位,推算下来太子当时的年龄最多10岁上下,甚至可能更小。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就去利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用“卑劣”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
最终卫鞅并未对太子进行处罚,这并不是因为太子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虽然从理论上说这个理由已经很充分,但还不足以平息舆论压力:徙木立信不过是两三年前,此时民众对国家,对国法的信任还在逐步建立之中,如果真的以“未成年人”为理由不追究的话,那么必然会引起有心之人大肆造势,刻意忽略太子未成年,而强调他的太子身份,以此来让百姓认为,“不避亲疏,不殊贵贱”是一句空话,如再进一步引导,最终就可能动摇举国对新法,对左庶长乃至对国君的信任……所以必须得有人为此埋单。最终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公孙贾接受了惩处,被处以“劓刑”(割掉鼻子 )。从法理上说,这二人是太子的监护人(太子傅 ),因此要为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考虑到秦法中以罚款、杖击等惩罚最为多见,而这一次上来就是带有侮辱性质的肉刑(要比刺字等刑罚重得多 ),这应该也属于顶格治罪。而从称谓来看,他们俩应该都是秦国公族成员。从这两点看这里面肯定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负连带责任的记载。在时下关于“熊孩子”甚至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时,看到这样的历史,也让人不无感慨。
在变法的同时,秦国在军事上也没闲着。变法期间秦军连续打了五场对外战争,战绩为四胜一败。变法开始第二年,韩国进攻秦国,被秦军击退,这一战是被动打的。
而从变法后的第六年开始,由于此前在桂陵之战中魏国遭遇大败,元气大损,于是由卫鞅亲自领兵,秦军对魏国连续三次主动开战。前面我们说到,秦国新法有军功授爵制度,只有打仗,才能有军功,才能有爵位,也才能产生有益于新法的新兴精英阶层。另外,与秦献公时一样,适当让国家维持相对紧张的状态,有助于秦孝公稳固权力,不至于让老贵族有可乘之机。
这样就造成战争史上一个奇观:秦军对魏国三战三胜,可是战胜后却没有夺魏国一个城池、一寸土地,打完就回来了。然而对孝公和卫鞅来说,他们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这个时候如果贪图小利,夺占土地、城池,反倒会把魏国的战略重心从中原之地转移到秦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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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时期之中原形势图(杨宽:《商鞅变法》
在变法后的第十年,魏惠王为了挽回吃败仗的面子,不惜任何代价向秦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围困了秦国在河西高原的定阳城(今延安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之前孝公和卫鞅取胜不取地的政策是非常明智的,魏国只是国势走上了下坡路,但论硬实力它还是一个强于秦国的大国。秦孝公并未继续死打硬磕,而且选择向魏国割地议和。还是前面那句话:术不在“进、取”,而在“退、舍”。小规模的可控外战,有利于秦国变法;但是过早地把秦国拖入大规模战争,则只可能让变法前功尽弃——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最终就是毁于与魏国的战争。从后来的记载来看,卫鞅并没有受到这次战败的影响,那么很显然这个责任肯定是孝公自己担下来,这说明孝公绝非那种慕虚名的庸碌君主,面对连续战胜后的大败,他并没有诿过。而之前孝公仅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的布局,在此也起到了作用——有国君在前面顶着,谁也没理由去“追究”一个中层干部的责任。
数年之后,在秦完成二次变法之后,卫鞅借魏国刚刚经历马陵之战大败的时机,再次率领秦军攻击魏国。那一战秦军在河西大败魏军,俘虏魏将公子卬,最终为孝公找回了之前的尊严。也正是在河西大胜之后,秦孝公履行了《求贤令》上的诺言,封卫鞅为商君(称王之前,这是国君能给臣子的最高爵位 ),商於十五城为商君封地,至此我们也就可以称卫鞅为商鞅了。当然,这些是后话。
七、二次变法

       经过卫鞅与孝公前期的一系列布局之后,特别是秦军连续三胜魏国之后,秦国二次变法的时机终于成熟,它的完成将会使秦国不再如李悝变法时的魏国那样,只能强盛一时,而是要强大一世。
首先废除井田制。井田制自夏朝就已存在,到春秋晚期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卫鞅之所以再一次正式废除井田制,本质上是要从经济层面废除贵族封主在自己封地的收税权。这样一来,贵族的分封就从“实封”变成了“虚封”:贵族的待遇其实并不会下降,但是他不能再自己到封地收税,租税只能由国家收缴,贵族的食邑,事实上是从国库里按照其级别来拨付的。后世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奉还籍册”,与此倒是颇有几分神似。
废除井田制之后,秦采取统一授田制:男子到加冠年龄由国府授田百亩——秦沿袭了赵简子所定的标准,以240步为一亩。虽然很多文献中说秦的农田可以自由买卖,但秦代出土的文献中并无此记载,相反《商君书》中有“为国分田”“制土分民”的记载,《秦律》中的《田律》也提及“授田之数”,由此来看,秦采取授田制的可能性更大。
从逻辑上说,允许田地自由买卖极易导致土地兼并,由此出现大批破产失地的农民。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历朝历代,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始于土地兼并;再者,卫鞅一直在为秦人塑造事功之心,即以功得爵,以功获利,而一旦出现土地兼并,大地主完全可以靠吃土地红利发家,这与《秦律》的立法精神完全是相悖的;同时,土地兼并达到一定程度,还会使地主最终变成不是封主的封主,这同样有悖于商君之法。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考隋末唐初,同样扎根于关中的李唐集团。由于唐朝对比先秦要晚了1000多年,因此相关文献更为详尽:早在隋末大乱时,李唐便在关中奉行均田制,即成年男子由国家授田一顷,同时对贵族拥有的土地有严格限制,从皇族亲王到公、侯、伯、子、男,依照爵位高低,授田数从百顷到五顷不等,土地买卖被严格限制,官吏贵族可以自由买卖,而百姓除迁徙或者无钱置办丧事,不得随意出卖土地。在当时,正是均田制,使得百姓不会对地方大族产生人身依附。如此一来,唐的府兵制度才能搞得起来。这成了后来李唐统一天下的根本基础。就地缘来说,唐几乎是秦的翻版。而就基本规律来说,历朝历代,打天下的基本原则,是从来不会变的。虽然逻辑上我们没法说秦与唐有什么直接关联,但作为参照,也还是有其价值的。
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的同时,在政治上秦推行了彻底的郡县制:全国被统一划分成41个县。而至于这41个县归属多少个郡,暂时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总之,郡县制加上授田制,也就形成了政治和经济完美的结合,封建制被彻底地打破。
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其核心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通常人们都说此举是为了强化君权,却忽略了这其实对平民同样大有好处: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之内它的社会总量是一定的,你多吃一口,别人就要少吃一口,这是一个刚性的问题。分封制下,诸侯、卿大夫们层层封土自建,国家机器叠床架屋,这些负担最终都要压在平民身上——“吃权力饭”的人多了,百姓自然就要“少吃”,这是任何“文化”“精神”“礼教”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国家行郡县制,权集一处,令出一门,自然不存在封建制的“重复建设”问题,这样一来国家机器自身消耗的资源少,国家的行动力就会强。而对百姓来讲,负担减轻,就可以从“少吃”变成“多吃”,自然生活也就会变得好起来 。
卫鞅最后一个改革举措,是迁都咸阳。当初秦献公舍弃雍城迁都栎阳,是为了摆脱旧贵,靠外部压力稳固君权,如今大势已定,自然无须再把国都设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咸阳对比栎阳要更加靠西,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可以保证安全。此外,从献公到孝公也已经有一段年头,再次迁都等于再次削弱贵族的根基——推行郡县制后,迁都就是要再补你一枪,让你来不及反扑,这样才能进一步强化变法成果的稳固。
到此为止,一个全新的皇权下的平民社会就彻底诞生了,可是卫鞅的悲剧从此开始了。
 八、秦之魂魄秦

         孝公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国君,但是嬴氏家族似乎是有短命的传统,孝公年仅43岁就去世了。
孝公的早逝,使得卫鞅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悖论”:太子驷(秦惠文王) 继位时年仅19岁,秦国变法必须要有明君、强臣来推进才能实现,此时变法已成,明君已逝,身负再造秦国大功的强臣反倒成了秦国新兴政体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成了年轻的新君面前一座遮天蔽日的大山。这事关后世千百年的大计,任谁也无法将希望全部系于个人的主观品行之上。至此,卫鞅为秦国铺就了一条强大之路,也为华夏开启了统一之路,而他自己,则是这一旷世工程完工后最后的祭品。
与此相比,孝公去世后贵族的反攻倒算是次要因素,当时秦国变法已成,贵族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
卫鞅的结局,我们同样可以用抓大放小的原则来说。《史记》里记载卫鞅是因为反叛而遭车裂,权且不说这其中有多少细节经不起推敲,也不说这只是《史记》一书中的孤证。我们这里只说一点:秦国丞相范雎评价卫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而且这句话是当着秦王稷的面说的,秦王稷是秦王驷(秦惠文王) 之子,如果卫鞅是以叛徒的身份被处决的话,从政治的角度上讲,范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么说。
总之,卫鞅身后,华夏历史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秦王稷废人存政,成了秦法新的守护者。天下一统,此前只是一个模糊的目标,而如今,已经有了清晰明确的路线图。117年之后,华夏将在商君所奠定的基础之上实现大一统。从那一刻开始,大一统文化与皇权下的平民社会,将使得中华文明走上一条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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