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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变法

发布时间:2020-01-03 01:12:0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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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构建新政体。
关于李悝的生平,历史上记载得极少,甚至连其生卒年月都不可考,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李悝开了战国变法的先河。
战国初期,列国依然维持着封建制。一个诸侯国里,国君真正可以实实在在掌控的只有自己的直领土地,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和收税权、执法权、人事权,而且这些权力是世袭罔替的。
对于国政,各国也依旧基本延续着西周时代“统、治不分”、权力世袭的旧式政体,国君在很多领域要事必躬亲,对于政务,只是笼统地分成几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是一个世袭贵族的传统地盘,比如爷爷是上将军,那么儿子也是,孙子还是……在贵族眼中,那个位置是靠自己的血统继承来的,和国君没太大关系 af 。
李悝首先为魏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
1.“统、治”分开。所谓“统”,即国君对全局的统御,简单说,国君需要做的无非三件事:官员的任免,赏罚,决定战和(向将领授予统兵权) 。而“治”,则是至具体的事务执行。新的政体下,魏国由丞相开府总揽政务,丞相上对国君负责,下领导百官。同时国家机器被进一步地细化,每一个职位的责权界限都予以明确。
2.废除权力世袭制。建立系统化的官员任用制度,官吏的选择范围不再局限于贵族圈子。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才质量,另外一方面也避免贵族垄断权力,阻塞下层的上升通道,同时架空君权。
3.裁减封地治权。为了确保新法能够顺利推行下去,李悝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把事情做绝,他取消了贵族在自己封地的私兵以及执法权,但是却保留了其封地的税收权——这样一来,变法虽然让贵族们的权威有所削弱,但是他们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毕竟经济才是一切的基础 )。而这一折中措施,也为后来魏国的衰落埋下深深的隐患。
 二、平籴之法。
在经济领域,李悝推行了“尽地力之教”的农业政策,即最大限度地挖掘农业潜能——从古至今,农业都是一切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是蓄积国力的根本所在。新政首先保障了平民私田的权益,使农民可以安心于耕种。
李悝新政还专门设置了农官,专司负责督导农业。除了督促生产和修筑维护水利设施之外,农官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对农业生产进行技术指导。一亩田播种多少种子、施多少肥、如何灌溉、多久进行修养轮耕,这些数据都会进行记录,最终得出最佳数值,由农官向全国推广,让魏国所有的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在当时,农耕的质量如何完全是取决于农夫的经验,过去这需要多年来加以摸索,而得出的经验最多也就能惠及周边乡里。以国家力量进行大面积的数据采集,这是个人所做不到的,自然也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最佳的“经验”,并惠及全国。
其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也做过类似的事,当时叫停了文化部门印制“四大名著”等文学书籍,转而印制了大批量的农技指导小册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纸张、油墨也是有数的 ),发放全国乡村用于农业指导。
此外,李悝还推行了“平籴法”。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越国的计然(范蠡的老师 )也都有过类似的措施,但李悝变法中做得更为系统完善。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年景好时流通到市面的粮食会增多,商人们就会利用买方市场的优势压低粮食收购价格,市场粮价自然就大跌,如此就很可能形成“谷贱伤农”的情况——粮食种多了农民在市场上换回的钱货反倒少了;而如果遇到荒年,粮食少市场粮价就要抬高,商人们又会趁此机会囤积居奇,由此又会出现“谷贵伤市”的局面。
平籴法的妙处,就是它并非是让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而是以“非获利之心”来参与经济,进而主导经济运行。具体做法是丰年国家会从农民手中以市场价收购富余的粮食入国库,使得流向市场的粮食保持合理的数量;荒年时,一旦市场供应不足,粮价有上涨趋势的时候,国家又会把库存的粮食投放市场,以平价售出,稳定市场粮价。粮食是经济的基础,粮价稳定,则市场上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就能相应地稳定下来。李悝的平籴法相当于为魏国的经济运行建立了一座“水库”——丰水期水库存水,避免下游出现洪涝灾害,枯水期水库放水,保证不会过度干旱。
2000多年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薛暮桥在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几乎原样复制了平籴法。当时的称呼叫作“物资本位制”——近代各国通行的货币都是基于金本位制。而山东地区的八路军手中显然没有那么多贵金属或者外币,薛暮桥的“物资本位制”,简单说就是边区政府发行的“北海币”与盐、花生(用于榨油 )、布匹、粮食等关键性的生活物资挂钩。上述物资有政府统购统销,只能使用北海币购买。边区政府根据手中储备的基础物资来发行北海币。当市场物价上涨的时候,边区政府就会把储备物资以平价售出,反之则加以收购。这样一来,就实现了钱(钞票 )与物大致平衡,既保证了市场的物价稳定,也维系了货币的信用度。依靠这种新时期的“平籴法”,在抗战后期日伪军都舍弃了伪政府发行的银联券,改为储备八路军的北海币。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北海币干脆比解放军先一步进了上海。
直到现在,“平籴法”的思路也依然在被使用。在休克疗法之后,由于金融寡头的迅速崛起,以及前期国家土地被无序地拍卖,俄罗斯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都曾经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2000年至2005年,俄罗斯的房价上涨了253%,到2006年上涨了53.8%,其中莫斯科市的房价在当时上涨了93%之多。房价上涨给俄罗斯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从2005年开始,普京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里开始了一系列房屋的改革:针对俄罗斯房价最高的莫斯科市,俄联邦政府和莫斯科政府共同出资购置大概5000余英亩的土地,在这里规划出新的住宅区,由政府出面以低于当时市价60%的价格卖给莫斯科市民,由此莫斯科市的房价整体性地回落60%。这一政策最终避免了俄国经济出现房地产泡沫的问题。
后来的《史记》中,连豫让、要离之流对历史大势其实并无影响的刺客都有列传,可是对李悝这样一个影响后世数百年的重要人物,司马迁却提及甚少。如此反常的原因,恐怕也是源自“平籴法”。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均输”之法,事实上就是李悝平籴法的翻版。司马迁之所以受宫刑,为李陵辩护仅仅是个导火索,根本原因是他代表贵族阶层强烈抵制“平准、均输”政策。如果要写李悝,平籴法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而魏国前期的强盛又得益于李悝变法——这岂不就等于证明司马迁抵制“平准、均输”制是错误的……从忽略李悝这一点来说,对于《史记》,我们是不得不考虑“太史公”的“小心眼”的。
 三、开法治先河。
李悝对魏国,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更大的一个贡献是他制定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典——《法经》。
在《法经》出现之前,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穆王时有《吕刑》,这些法最大的特点是都称之为“刑”。这就是说,那个时代法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惩治,以刑罚的威慑作用规范人的行为,这就严格限制了法的作用范围——只有突破一定底线的时候,它才有用。《法经》使得法律变得更为统一和系统化,确立了后世立法的基本原则。
《法经》具体来讲分为6部分,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
李悝《法经》的核心思想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在春秋战国时代“盗贼”的意思要比现在的含义严重得多,并不是指偷窃和劫夺财物的人。盗、贼是两个概念,侵财为盗,害命为贼:偷、抢、骗等侵害公私财产的行为都称为“盗”,侵害个人和政权安全的行为称为“贼”,这其中包括杀人、伤人、组织“黑社会”等等。《盗法》和《贼法》就是针对这两大块而制定的,自然也是整个《法经》的核心。
《囚法》是规定审判、断狱程序的法律,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官府派人查案、抓人、审判、处罚,所有这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电视上那种县太爷坐在堂上,上来就把犯人一顿暴揍的情况,在战国时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捕法》规定了如何抓捕,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人民警察条例》。需要说明的是,后者其实只是一个行政级别的规定,论效力应该是不及法律。李悝的《捕法》,在思路上反倒和现在美国的司法体系比较接近。
《杂法》涵盖上述这4条之外的行为,具体分6部分,称为“六禁”:
一为“淫禁”,主要惩治淫乱行为,就是打击卖淫嫖娼;二为“狡禁”,主要惩治妨碍公务;三为“城禁”,主要是惩治翻越城墙的行为,类似于交通管理;四为“嬉禁”,即限制、打击赌博行为;五为“金禁”,惩治行贿受贿;六为“徙禁”,惩治聚众行为,差不多就是现在所说的“非法集会”。
《法经》六书最后一卷叫作《具法》,这相当于现在的法律总则。主要涉及立法原则、立法思想。比如《具法》里规定,如果罪人不满15岁,重罪减三等,轻罪减一等;如果年龄超过60岁,小罪酌情处罚,大罪也要按照相关规定从轻判决 。这个规定和现在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回顾一下会发现,到战国时代,中国法律的几个重要转折点其实都已经完成:大禹治水始有《禹刑》,人们心中开始有了“法”的概念;商汤灭夏之后,制定《汤刑》,以成文法取代习惯法,大大限制了贵族的权力;春秋晚期,郑国之子产,晋国之赵简子,先后铸刑鼎,示法于民,让法律从秘藏于官府变成了公之于天下 ah 。
李悝的《法经》,除了实现了立法系统化、统一化之外,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立法正义”。《法经》的基本准则: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成为后世法家为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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